朱兴中小说
肖德长简介
肖德长，1932年6月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藏梓村。高级政工师，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第十二次党代表。
从1948年始，肖德长历任藏子村民兵队长，双沟乡团总支书记。 到1951年，他曾任职双山矿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书记，西河矿党委书记、石谷矿矿长。1970年以来，先后任寨里煤矿负责人，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局党委书记。1988年1月，淄博矿务局实行局长负责制，肖德长同志改任局长。
肖德长只读了4年书，从读小人画开始刻苦学习文化，成为有文化、有政治水平的企业领导人。不平凡的经历，铸就了肖德长不同凡响的开拓性格，使他创造了许多令人瞩目的业绩。他从入党那一天开始，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总是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率领淄博矿务局由计划经济走进了市场经济。同时，也赢得了许多殊荣。1984年以来，他先后被评为山东省和全国煤炭系统劳动模范、先进思想政治工作者、优秀企业家、淄博市优秀共产党员。1989年10月，他又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劳模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报告文学）
信仰
朱兴中
1、遗嘱
肖德长14岁之前，父亲就参加了革命。父亲叫肖瑞英，人长得高大，在本村开了一个小酒馆，以此作掩护，为党传递口信、搞宣传。
当时肖瑞英的领导叫徐光，是藏梓村的民兵队长。
肖德长14岁那年，有汉奸向日本鬼子告密：肖瑞英是共产党。有一天晚上，他就被日本鬼子和汉奸堵在了家中。肖瑞英不承认，可防身的一颗手榴弹被搜了出来。肖瑞英被押到了淄川监狱。
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死过去了好几回，让肖瑞英交代同党，受尽折磨。肖瑞英誓死不说。
肖德长才14 岁，经常去监狱给父亲送饭。有一次，他在路上跑累，都睡着了。
肖瑞英在狱中有次对儿子说，“我要是能出去，就带你们娘俩好好过日子；要是出不去，你一定好好孝敬你娘，跟党走，为父报仇！”
肖德长始终没见到父亲的尸体。据说，当时鬼子和汉奸枪杀了10多个共产党人。地下党把10多人的尸体埋在了淄川的大桥下。
14岁的肖德长，是肖家的独苗，共产党帮着把他养大：每月给50 斤粮食。
2、苦难
从此之后，肖德长就像一下子长大了。他特别懂事、听话，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行事，不像是一个孩子。他刚刚15岁，就支撑着这个风风雨雨中的家。
共产党人与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艰难地斗争着，肖德长与母亲也和许多共产党人的家属一样，艰难地度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人们今日“不忘初心”。
这一年，渐渐春节到了。
兵荒马乱，老百姓过年如过关，那些富人依旧是吃喝玩乐，正如杜工部所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到了二十八这天，懂事的肖德长突然对母亲说：“娘，今日无事，我想下一天煤窑，咱过年要吃上饺子。”
母亲一听儿子的话，先是一喜，后又担忧：“算了吧，年二十八了，咱再难，也别去受那个罪！只要饿不着，过年不过年的都没有关系。”
“娘，你放心。”肖德长像个大人似的宽慰母亲说，“我多拖几筐炭，买回点面和肉回来，咱包饺子。”
母亲一回头，肖德长跑了。
母亲急得跺脚。
肖德长一出门口，小伙伴常兴河早等在门口，两人约好了去小煤窑下井。两人拉了手，一边走一边说笑，从小苦惯了，心里不怕苦和累，就像到哪里玩一样。
这一代是淄博矿区，私营的小煤矿很多，他俩就是到一家私营小煤矿打短工。
常兴河比肖德长小两岁，长得敦敦实实，很有力气。他经常和肖德长形影不离。俩人曾被国民党抓过壮丁，一同挖过战壕，有点“生死之交”。
他们说着话，很快到了一家小煤窑的井口。他们挂上号，换上工作服，就坐上了马拉的小罐笼（用马拉的绞车，罐笼是一个大竹筐）。一眯眼就到了井下。
井下一片漆黑。那时还没有矿灯，用的是电石灯、菜油灯，或煤油灯。他和常兴河各点了一盏菜油灯，用嘴咬着装油的碗沿，弯下腰就爬进了采煤工作面。
恐怕这是世上最苦的劳作，他们用两只手扶着矿洞的底板，半跪、半爬、半走，硬是拖着几百斤的炭筐前行。
小煤窑一般采用留煤柱作支护，安全事故多。工人的工资就是以拖煤的多少计算。采煤面上有以煤计资的“筐头”——管理人员，经常克扣工人的工资。
小井最苦的活，莫过“拖筐”了，也是最挣钱的活。肖德长从小苦惯了，挑了“拖筐”这个挣钱的活。
那时的私营小窑，没有电力和机械，就是在拖的筐底下拴上了两节钢筋或两块铁皮。在筐头上，拴上像推小车一样的麻绳绊，绊挂在矿工的膀子上，口咬着菜油灯，双手扶地，在不到1.2米的矿洞里拖炭筐。
肖德长不像其他人一样慢慢挪动，而是在拖筐的路上死命爬。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流到嘴里又咸又涩。他一概顾不了那么多，心里只是想，一定要挣上过年包饺子的面和肉。
那时下井，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一天一夜，整整24小时。起初肖德长如龙似虎，到后来，毕竟小，没有长劲，拖了10多个小时炭筐后，口干舌燥，筋疲力尽。
打短工虽是以煤计资，但狡猾的“筐头”规定，每个人有24小时的工作定额，完不成定额，一分钱也没有。所以，肖德长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
肖德长的汗流尽了，劲用尽了，浑身发冷，仍咬着菜油灯坚持。那菜油灯碗里的那点菜油也快烧尽了，菜油碗边的灯信子也像黑暗中的莹火…...
第二天上午，肖德长和常兴河累得满眼冒火星，才爬出了矿井。劳累和黑暗一旦离开，一见到明亮的大地，年轻人的体力很快就恢复了一半。
他们领到了工钱，愉快回到了家。年二十九了，家家户户开始贴对联，但战乱年代，没有一点和平、祥和的气氛。
肖德长一进屋，就把工钱交给了母亲。眼皮开始打架，浑身像散了架子。
母亲一看儿子满身是炭，只有白眼球和牙齿是白的，心里又疼、又爱、又是怪：“不让你去下井，你不听，偏去，你知多么危险？挣这几个钱管什么用，你看看，累得像个小黑鬼，还有个人样嘛！你先别睡，等我给你烧一锅热水，洗了再睡。”
肖德长答应着，那头一低，也就睡着了。
母亲急急烧了一锅热水，让儿子洗了澡。又烧了稀饭，馏热了干粮。
肖德长一气吃了好几个煎饼，往炕上一躺，就像墙上掉下来的泥皮，一下睡着了。
年夜，那“劈劈叭叭”的爆竹声没有把他吵醒。大年初一的下午，肖德长才醒来。
下午，大爷来找肖德长的母亲，说他儿子——肖德长的叔伯弟弟虽娶了亲，但腼腆，不好意思走丈人家，让肖德长陪着弟弟去走一趟。
肖德长不像别的孩子，不是越大心眼越多，而是越大越诚实、越直率。也许别的孩子遇到陪人走丈人家这样的事，也会感到腼腆，他却忠诚地答应了。
有出息、有成就的人，往往不是年轻时心眼太多，而是极直爽、极单纯，心胸坦坦荡荡。
第二天，肖德长和兄弟牵出小灰驴，去了兄弟的丈母娘家。新女婿到了，岳父、岳母、小姨子都迎上来，准备喝酒。这时，他叔伯兄弟却不见了肖德长，急问：“俺哥哥上了哪？”
叔叔丈人家的人一听，女婿不是那个“牵牲口的”，是自家兄弟，嚷着：“快叫你哥进屋。”
肖德长进了别人的岳家，虽还是小孩心性，但诚实，又坦率，吃就吃，喝就喝，让人觉得大气。
肖和常的岳父称赞说，你这位兄弟，看面相，将来一定大有造化。也许这位老人看到了肖德长不凡的气质。
肖德长却不信自己有什么造化，一笑了之。
3、入党
“德长，不好了，还乡团要回来了！”不知谁在门外喊，肖德长立即向村干部家中跑。
1948年的春节还没过完，还乡团就要回来了，黑暗笼罩了淄博淄川区藏梓窝村。
村里的党组织为了消灭“可疑分子”，避免还乡团回来与村里的内奸勾结，里应外合地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村里召开了“清奸”大会。
党组织领导人肖玉清一声令下，把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集合在肖德长家的门前大场院里，黑乎乎的一大片。民兵持枪站岗，肖德长和儿童团也手持红缨枪把住路口。气氛非常紧张。
“清奸”大会开始了，肖玉清虽是女流，肖德长心里却十分佩服。她往台上一站，腰里有“勃郎宁”手枪，威风十足地说：“父老乡亲们，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扏。家中藏有坏人的，知道的如果不检举，咱就不客气了！”
接着，有几个乡民检举出了几个“可疑分子”。在那些靠土地生存、老实巴结的乡民看来，他们并不是坏人，也没有什么奸细活动，只是有些横行乡里、做了些不检点的事。但是他们一旦被人举报，民兵就毫不客气地用绳子捆了他们，拴在了一棵大槐树上。
拴起来的人，有的大骂，有的大哭，民兵就把他们松下来打。没死没活地打，直到打得他们皮开肉绽，有一个人当场被打死了。
这时，日本人已被打跑了，国民党还乡团的内乱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人心也乱了，看到流血像流水一样。“清奸”大会上死了好几个被怀疑的人，人们的心里却麻木了。
肖德长没忘了父亲的遗嘱：跟党走！觉得共产党为人民，“清奸”有点过头。他没说，心里有数。
1948年，在外地的还乡团还是卷土重来了，杀了一些老百姓。但藏梓窝村还算平静，肖德长母子倒是平安。大概与肖玉清“清奸”有关。
据史料记载，“1948年3月，我军发动了胶济路战役。11月20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向淄博敌军发起了总攻。11日，解放张店，歼敌3000余。12日解放周村，歼敌15000余。13、14日，博山、临淄守敌弃城而逃，两城被我军收复。14日，解放淄川区洪山镇，歼敌2000余。20日解放淄川，歼敌近万。”
淄博彻底解放了，农民分到了土地，工厂恢复了生产。
肖德长过了一个春天，就像一棵树一下子长高了，已经是1.9米的大个子，嘴上长出了小胡子，喉头也突了出来。他不再担任儿童团长，被肖玉清任命为民兵大队长，还被选为双沟乡的团委书记。可以说，他是党组织领导人肖玉清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接班人。
肖玉清正在培养他入党。他对父亲让他“跟党走”的遗嘱，牢记于心，理解更深，在心里扎下了根。
地里准备收玉米和谷子，肖德长和常兴河商量着“换工”。常兴河也长成了一个四方脸、大个子的青年。俩人“换工”，白天干了，晚上还干。秋粮很快收获了。
一个月色如银的晚上，肖德长和常兴河约好一同去刨地，但肖德长来晚了，并且是同党支部书记肖玉清一块来的。
常兴河琢磨着，他们在一起，一定是为村里什么重要的事商量，也不好问。
肖玉清30多岁了，有五六个孩子，干村党支部书记若干年。她精明干练，同男子汉一样劳动。她叫肖德长“兄弟”，肖德长叫她“姐姐”。俩人来到地头，说说笑笑。
他们3个人刨了一大片地。休息了一会儿，肖德长对肖玉清说：“姐姐，天不早了，你回家吧。看孩子们再找你。”
肖玉清忙说：“你们干吧，我回家了，真的孩子找我，她爹玩不转那几个小姑奶奶们。”
肖玉清走后，肖德长和常兴河坐着说了一会儿话。肖德长很兴奋，对常兴河说：“兴河，你找点草点火，咱烧柿子吃。我告诉你一件我的大喜事。”
常兴河想问肖德长，为什么这么高兴，但不好意思。他见肖德长要爬树摘柿子，嘱咐肖德长：“你爬树可要小心。晚上月亮虽亮，总不如白天。”
肖德长到一旁自家的柿子树上摘了一堆柿子，用衣服包了过来。常兴河拾了一些草，点上了火。他们把柿子扔进火里，慢慢烤着。
常兴河不知肖德长有什么高兴的事，问起来，他告诉常兴河：“我入党了。玉清姐姐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常兴河很羡慕，说：“德长哥哥，我祝贺你。你在党了，我也想。”
“很好。”肖德长心眼好，看到伙伴要求进步，很高兴，也支持：“我一定介绍你入党。你要好好学习，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你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一辈子受尽苦难，更知我爹在狱中嘱咐我‘跟党走’的深意。我一辈子跟党走，永不回头！”
常兴河“近朱者赤”：“我听你的。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
肖德长有热心助人之心：“这么吧，我先介绍你入团。”
常兴河觉得，有肖德长这样的朋友是一件幸事。不过，他觉得肖德长像大人一样有头脑了，自己比不上他。他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像肖德长一样入党。
如果烈士肖瑞英在地下有知，也应为儿子高兴。
4、求是
这一年，藏梓窝村的羊、猪、牛和马之类都饿得乱叫，但村里不准上山割草。封山造林是一件好事，可不让农民上山割草，农民就没法活了。
共产党员的肖德长牢记党的宗旨，一心想着村民。村里不让上山割草，老百姓不敢反对，却怨言很多。肖德长的叔伯兄弟肖海长养了10多只“4条腿”，饿得发疯时，找到了肖德长。
肖德长毕竟是村里的民兵大队长，共产党员，肖海长指望他和肖玉清说个话，好上山割草。
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个子长高，而是有了自己的正确观点，能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肖德长觉得，姐姐肖玉清封山不对，就建议：“姐姐，你封山造林我不反对。可咱庄稼人养着牲畜怎么办？养羊喝奶，养牛耕地，养猪吃肉，养骡子拉车。没有青草，农民一天也过不去。”
肖玉清不听肖德长劝说，让他到一边去。明明肖德长碰了钉子，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就对肖海长说：“你们上山割草吧。切不可毁坏山上的树。如果大队里有人不让你们割草，就说我让你们上山的。”
肖海长听了肖德长的话，领一帮小青年一窝蜂上了山。
试想，肖德长这不是与他的入党介绍人肖玉清对着干吗？肖玉清会怎么想、怎么对他？
肖德长想，一个党员首先考虑的是群众利益！
肖德长认准的就是那个理。坚持真理，不用说一个年轻人，就是一个思想成熟的人也很难。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坚持真理多么难。
肖海长上山刚割了一些草，林业队的人就从四面八方围上了。封山告示上明文规定，谁上山割草，一切工具全部归公，并且，还要受罚。
肖海长急眼了，冲林业队的人大吼：“我们不是私自来山上割草的，是跟民兵大队长肖德长说好的，不信，你们问问他！”
林业队的人不买账：“不管是肖德长，还是谁，谁敢违背封山造林的规定，就收谁的工具。你们有本事去找肖玉清，没本事放下工具回家。”
肖海长同林业队的人争执的时候，林业队的人就报告了肖玉清。肖玉清领了一大帮女干部气势汹汹地来了。那一阵子，藏梓窝的女人比男人厉害。
肖海长一见了肖玉清，不是吓得六神无主，而是想坚持自己的想法。
肖玉清对林业队的人说：“你们把割草工具全部都留下归公。如果谁再违犯封山造林规定，就把谁关进黑屋子。”
肖海长傻眼了，立即交了割草的工具。他还不知道，这下给肖德长惹下了大麻烦！
肖玉清把肖德长叫到了大队党支部，不分青红皂白就批评上了：“肖德长，你还是民兵大队长、共产党员，已经贴了封山告示，你还让人上山割草，你格外能？你说个话，不然不能轻饶你。”
肖德长认为自己做得对，就和姐姐分辩：“我爹临终，嘱我‘跟党走’。我怎么就算跟党走？我琢磨，共产党一心为人民，人民的利益大于一切。我是叫他们去割草了，可我和他们说了，不能毁坏树木。咱村里那么多的牛羊，它们没什么吃，庄稼人怎么过日子。我也不愿让你生气。”
肖玉清烦了：“肖德长，你敢顶嘴？我立即撤了你的民兵大队长。算我白培养了你，你越来越自高自大。”
肖德长嘴上不服：“你撤就撤，反正我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你家也有牛羊，早晚也会饿死。算我做错了，由你处理。”
肖玉清恨恨地说：“我不跟你啰嗦！”
肖德长站起来转身就走。心里却一肚子火，饭也不想吃。
老母亲看出儿子有蹊跷，就问：“孩子，是不是又和人闹别扭了？你也不小了，凡事要忍着性子，人世间的事不能都依自己的性子来。”
母亲唠叨，肖德长听不进去，胡乱吃了饭，往炕上一躺，就呼呼大睡。真理在一个年轻人手里，他向老百姓们说不明白，只是觉得，肖玉清不该一律不准村民到山上割草。
第二天，肖德长正和常兴河在场院里“打台”，老远看着路上李仁甫县长骑着一匹红马来了。他心想，一定是肖玉清请李县长来处理自己破坏封山造林的事。
他不由得紧张起来，也不敢到前边去迎接李县长，埋下头“打台”。等李县长走过去了，他头上才冒出了一些冷汗。
肖德长“打台”，心里琢磨，肖玉清姐姐怎样汇报了李县长，李县长又怎样处理自己？正在这时，民兵副连长背着一杆大枪冲他来了。
肖德长心说，难道副连长是来抓自己的？我又没犯法，让你抓。
副连长的脸上冷冰冰的说：“肖德长，李县长请你。”
肖德长心里还是那个理：我私自让人到山上割草，又不是杀了人！老百姓没草喂家畜，是要老百姓的命。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
肖德长大步进了党支部，李县长和肖玉清都在，还有一些女干部。
出乎意料的是，李县长一见肖德长就笑了，很热情地说：“小肖，你坐吧。你喝水嘛？自己倒上一点。听说你们在‘打台’呀 ，哈哈......”
“嗯。”肖德长算是答应了，并没去倒水，心里琢磨着，李县长这么好，自己不会出什么事吧？
这时，肖玉清站出来说话了：“肖德长，你守着李县长说说，咱村里决定封山，也贴出了告示，你不是不认字，为什么私自让人去山上割草？”
肖德长与肖玉清讲理：“姐姐，我事先没请示你，就让人上山割草，这不对。可村里的牛羊没吃的，咱不能不让老百姓活了。这是党性，也是共产党人的是非标准。肖海长找我，我头脑发热，没和你说明白，没请示你。姐姐，我承认错误。”
肖德长说到这儿，屋里的几个女干部就嚷了起来：
“肖德长，你还是个干部？”
“你是不是党员？”
“撤了他的民兵大队长！”
妇女们像一群鸭，个个都是舌剑唇刀，肖德长只有招架之力，无还手之能。他那火爆性子上来了，大吼一声：“我不干了！”
妇女哄笑了。
她们得理不让人，又冲肖德长嚷叫：
“你不干了拉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必须撤职、处分。”
这时，李县长说话了：“大家静静，听我说几句。肖书记，肖德长私自让人上山割草不对。可是村里的牛羊吃不上草也是问题。我看，还是改一改封山告示，不是不让群众上山割草，而是让大家不要破坏林木。小肖，你说是不是？”
肖德长连连点头：“还是李县长说得对。封山告示一时能执行，时间一长就行不通。村里的牛羊吃不上青草，早晚他们的主人还要上山。”
李县长对肖德长鼓励说：“小肖，你是烈士的后代，又很年轻，肖玉清书记对你要求严，多请原谅。今后，你要好好干，不要辜负了党组织对你的培养。有事多请示你们玉清书记，多听大家对你的不同意见，遇事要冷静，不要总是一头火，这样才能当好一个干部。”
肖德长对李县长又是感激又是佩服，什么也没说。在李县长住的院子里，肖德长感恩，亲自站岗。如果一个人没有感恩的思想，就不能成大事。
夜深了，李县长还在批阅文件，肖德长想到屋里跟县长说说话。但是，直到第二天，他敬畏县长，也没好意思。
第二天，李县长要到罗村去，肖德长背了一杆大枪，一直把李县长送到了罗村。
肖德长和李县长道别时，还是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他只是把脸急得成了红高粱窝窝头。忠诚，感恩，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最基本的人品。更重要是，他心中有父亲的遗嘱：跟党走！年轻的肖德长心中有信仰。
是命运，还是机遇，淄博矿务局这一年招工，他和常兴河都考上了宝山煤矿。
5、融入
肖德长16岁时，政府照顾，来到了宝山煤矿下井。他能吃苦，能干。当时的领导重点培养他。
肖德长当了一名普通工人。这可不是一般的庄稼活，没有好体力，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能在煤矿扎下根。年轻时受尽苦难的肖德长，没忘了跟党走的信仰。从农村走进矿山，、早让他作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
刚上班，组长也是师傅，拍拍他的肩膀，鼻子里“哼”了一声，觉得肖德长壮得像一头健牛，一眼就看中了他是干掘进工的一把好手，想考考他：“小肖，你跟我干吧！我看你是好样的。咱组里个个都是好样的。”
“好。”肖德长答应了，挽了挽袖子，好像要给老天捅一个洞也不在乎。“我就是喜欢好汉。下井打掘进迎头，我抱‘疯孩子’（风钻）。抡大锨，推车，放炮，我啥也能干。”
“好极了！”师傅像得了一员大将，高兴地说：“下井上来，咱们组全体好汉为你接风。下井嘛，要比赛活路，比赛力气，上井再比赛酒量，睡觉要比赛谁的呼噜大。好汉不兴认输。”
“好啊！”肖德长觉得，师搏的玩笑有味，也感到干煤矿也是一场生死考验。不过，他从小就下井，既不怕苦，也不怕累。下井对他来说，太熟悉了。更重要的是，无论干什么，他知道，自己是共产党员，都应模范带头。
师傅是小组长，不相信肖德长的能耐，更不信他能在井下打了擂台。肖德长做好一切思想准备。
第二天，7条汉子站在了井口。
浑身只穿单工作服的肖德长，被冷风一吹，有点发抖。师傅大为恼火：“咱在井口上挨冻，也是比赛，结束了。谁也没输，谁也没赢。下一步看走路，不准跑，要快走。”
肖德长心里话，这是什么比赛！他跟着师傅们，像跟着加里森敢死队，冲进了罐笼，就像冲进了战斗掩体。他们立即眯了眼，先听到绞车房里“卡”一响，人就像从地面被摔到了井下，不知多少秒。
淄博矿务局宝山煤矿也是一个老矿井，矿洞打出了20多公里。肖德长跟着像有飞毛腿一样的师傅们，脚不沾地，行走如飞。
师傅们说“比赛”，实际上是对肖德长的考验。考不住，碍手碍脚 ，组里拒绝要。
肖德长有1.9米的大个子，从小什么苦没吃？他们到了工作地点，接上班，肖德长抡着抱起了“疯孩子”——风钻。
组长宣布：“每人打一个眼，都抱抱‘疯孩子’，看谁打的眼准、快，现在比赛开始。”
那时的风钻还没有腿，要用手托、用肩膀扛，肖德长有劲，双手一抓，往上一提，钻杆子已经到位。两腿一叉，肩膀一扛，胜过风钻腿、千斤顶。他一开风钻开关，“疯孩子”“嘟嘟”叫了起来。
这个“疯孩子”，可不是什么小孩子，而是钻头硬往岩石上啃，高压风顶着它颤抖得厉害，你越是想松松劲，它越是颤抖得发疯，直想把人的耳朵震聋，想把人的骨头架子也抖散了。
那时的钻头上没有水，钻头钻得石粉成为一片白雾，对面不见人。肖德长一咬牙，用肩硬扛。风钻抖，石粉呛，他似乎什么也忘记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在这场比赛中输给师傅们。不到10分钟，他已打完一个眼，浑身出汗太多，就像水里捞的。
其他6个师傅，每人打了一个眼，比肖德长玩的风钻还熟练，由于力量不足，速度并不快，所以这项比赛又是没分出输赢。
接着，装炮、放炮。7个人各装一个炮，谁是哑炮，谁就认输。各人小心地装好了火炮，除留了一个人点火药信子外，其余6个人都躲进了最近的躲避所（最多15米远）。按规定，不能离放炮点这么近，但这是一项比赛，看谁最顶炮震。
火药信子一点，像毒蛇一样吐出“丝丝”的叫声，但谁也不准捂耳朵，不然比赛无效。“咚”的一声，像撕裂了地心，各人猛然感到心里的血“呼拉拉”一声，胸中像开了锅。
炮响过，大家为了赢得时间，7个人都脱了上衣，光着背，跑进了炮烟滚滚的迎头。
炮烟浓，让人睁不开眼。这些炮烟有毒。7个人脱下上衣呼打，也用风筒对着迎头吹，好歹没烟了，大家一看，7个人都蹲在迎头前直喘粗气。结果，又是没有分出输赢。
大家不能休息，立即开始扒装、推车比赛。7个人分了工，2个抡大锨，2个扒扒子，1个推矿车，1个开绞车，1个在底盘换车，一个萝卜一个坑。
肖德长干什么也好胜，先抢着抡大锨。大锨像大箥箕，“卡”的一下，就是上百公斤的石头，一下倒在1米多高的矿车里。后来他扒扒子，铁板上的石头怎样用大锨扫也不见少，赛过了小型扒装机。再后来他推大车，大矿车下了辙，千斤重的车皮用肩一扛，“卡”的上了路轨。几千斤重的载车下了辙，用木棍一撬，也“卡”的一下上了路轨。
这几项掘进工的全能比赛，肖德长像玩似的闯过了关。师傅竖起了大拇指：“好小子，你真是好样的，够格！不亏为是共产党员！”
肖德长轻松地溶入了这个矿井战斗小组。
大家上井了，7个人到了食堂。有的买猪肝，有的买狗头，有的买了一大堆猪肠子，有的买了一碗白菜豆腐。反正每人买一种菜，不计较花钱多少。肖德长是新工人，手里没钱，买了一碗大锅菜，还买了2斤馒头。
齐鲁人受齐威王、鲁智深影响，好酒。
大家往宿舍走，他们还买了2斤白酒。他们一进宿舍，炉台子就是桌子，木头墩子就是座位。用大黑碗装酒，说一声“吃”，风扫残云一般。
各人在井下不知出了多少汗，又喝了那么多的白酒，一躺下，马上就“打呼噜”。有的“卜卜”直吹，有的像蝼蛄叫，有的像喝稀饭，一觉就晌午了。
这群猛虎吃过饭，就上了球场。7个人个个爱打篮球，组成一个球队还绰绰有余。他们同井上的球队比赛，一鼓气就把井上的球队打了个落花流水。
肖德长是在球场上滚出来的，那球到了他手里，就像磁铁吸住了铁。他个头大，投篮一下就“盖帽”。
此后，肖德长不仅溶入了这个掘进小组，还成了这个组的小组长，成了区队篮球队的队长和篮球队的主力。在井上、矿上娱乐中，从小的苦孩子肖德长，成了体育积极分子，伙计们佩服他，和他成了“生死之交”。
后来，肖德长调到了双山煤矿。
由于他工作出色，文体活动积极，17岁那年，他成为矿团委书记，走上了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他有个外号，叫“拼命三郎”。
现在他不是一个普通工人了，而是一个干部，更要时时刻刻想着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
6、结婚
有一日，肖德长穿了件破工作服，要去干什么，一不小心撞在了一个身上。这人“嗳哟”一叫，吓了肖德长一跳。
肖德长一看，撞的竟是一个姑娘。
这姑娘大个子，很苗条，扎两条大辫子，穿着连衣裙，反正煤矿当时还找不出这等人物。
姑娘并没埋怨他，转身走了。肖德长却呆愣愣的，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一见钟情”。
肖德长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心里有了这个姑娘，怎么也忘不下。过了些日子，他找到了矿女工主任康大姐，主动说了自己的想法。
康大姐是个热心人，听完肖德长说那个姑娘的样子，就跑了出去。
说来也巧，康大姐一出门，正碰上了那个姑娘的姐姐。那个姑娘的姐姐是矿上的职工，康大姐问起来，那个姑娘的姐姐说：“那是俺家老三万林娥，在《淄博日报》干检字工。她星期天有时来，有时不来。”
“这就对了。”康大姐高兴地说，“你妹妹找对象了没有？”
“还没有呢。”
康大姐就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肖德长的情况，并要求，让他们年轻人见上一面。
万林娥的姐姐嫌急，却顶不住康大姐的热心劝说。隔了一日，肖德长在大炼钢铁办公室写东西，万林娥也来了双山矿的姐姐家。
姐夫对小姨子谈起肖德长，说肖德长在井下指挥抢险，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并说，这个人将来前途无量。姐夫的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打在了万林娥的芳心里。
姑娘找婆家是件大事，万林娥没有急着去双山煤矿去见肖德长，工作之余，就从编辑记者那里打听。
肖德长从见了万林娥那一面，就再也没见，但心里一直挂记。不过，时间一长，也就心灰意冷了。
元月3日这天，天上飘着大雪。肖德长到了球场练了一会儿球，刚刚回到宿舍，就听到有人敲门。
他开了门，见康大姐领着万林娥和她姐姐来了。肖德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万林娥不慌不忙地细心打量了肖德长屋里的一切。只见这个屋子像个小厨房，很窄巴。墙上挂着主人的矿灯、矿帽。仅能放一张床，床上一床薄被子，一个枕头，床下有打球弄脏了的鞋和衣服。床头一个绿箱子。屋里很冷，喘出的气是白的。
康大姐见肖德长有那个绿箱子，就说：“咱看看小肖这箱子里装了什么好东西。”
结果她一掀箱子盖，见里边全是弄上泥的衣服，乱七八糟放在里边。3个女子一齐大笑了。笑着，康大姐和万林娥的姐姐走了出去，肖德长和万林娥谈了起来。
肖德长谈到，家里有个老母亲，再也没别人。父亲在解放前，是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被敌人杀害。临终遗嘱自己，跟党走。自己在农村党组织的培养下加入了党组织，成为村里的民兵大队长和双沟乡的团委书记。这样，他和母亲的日子才逐渐好起来。
万林娥听出来了，肖德长诚实、友好、进步，敢爱我所爱，对她一往情深。她喜欢上了这个坦诚的年轻人，也说了自己的“历史和家庭”。俩人越谈越投机。
雪一直飘着，是那么圣洁。万林娥突发奇想，想到藏梓窝看看那位历经革命和苦难的老母亲。年轻的姑娘心机很大，第二天就爬上了去淄川的小火车。
万林娥到了肖家的门口，见是一个四合院，不过，那屋一伸手就能摸到屋檐。她一进天井，听到屋里老太太惊觉地问：“哪里来的客？”
万林娥穿着苹果绿的外套，“兰尼子”的裤子，风姿绰约，笑嘻嘻地走进了屋。
她对肖德长的母亲自我介绍说：“我是和德长在一起工作的。”
老太太见万林娥漂亮，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马上就热情起来。又是倒水，又是拿瓜籽，就像自己的亲闺女来了。
老人给万林娥种下了深深的印象，说不清为什么，她一见这个老太太，心里就像早见了她100年，就像自己一个熟知的老人。
肖德长母亲的每一名话都像石头，都重重地打在姑娘的芳心里。
絮絮叨叨的老太太，直到让万林娥吃了中午饭，才让她给儿子捎着煮上的几个咸鸡蛋。
万林娥走了，可自己的一颗芳心留在了就是在公路上也看不到树梢的藏梓窝。
事情没有一帆风顺的。
万林娥出生于一个儒学之家，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她本人读到初中，又在文化单位工作，谁也不会想到，她会找了一个煤矿工人。这成了当时《淄博日报》内部的特大新闻，说咸道淡的都有。但是万林娥也牢记父亲的教导，“饿死不低头，冻死冷风站。”坚持自己的主意。
出色的家教、家风，是一切有出息年轻人的财富。
肖德长看中了万林娥，但当时有的领导处于关心肖德长，劝他不要娶万林娥。因为万林娥的姐夫是黄捕军校毕业，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问题”。
那时，“政治问题”是天大的事，如果找一个有“政治问题”的老婆，恐怕自己的“政治前途”也会受到影响。
一般人躲避不及，肖德长不是这么想，而是养成了共产党人事实求是的作风，爱我所爱，恨我所恨。他认为，出身不是后天，昨天不是明天。
他坚定地对领导说：“她是一张白纸，我这一辈子娶定了她！”
这是何等的胸怀和勇气，也是共产党人的眼光和水平。但当时有人说肖德长傻。
星期天，万林娥到博山双山煤矿，同肖德长在矿区的林荫小路上徜徉。星期一，万林娥用大包袱包回肖德长的脏衣服回报社洗。当报社的情侣们在大街上闲逛，万林娥却小心地洗着肖德长的脏衣服。她的芳心倾注在那些沾满煤粉的脏衣服上。
这一天，肖德长到局团委开会去了。小万一个人到了矿上。
谁知，报社的大哥、小弟、大姐、小妹都高了兴，来了双山煤矿。有的送诗篇，有的赠礼品，有的帮万林娥做衣服、被褥，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
1958年8月15日一大早，淄博日报集合了60多口人，有印刷厂的工人，也有编辑室的编辑，还有总编室的领导，他们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把万林娥送到了双山煤矿。
矿山沸腾了，干活的工人停住了手中的活。在家休息的矿工，也躺不住了。一群刚从井下上来的工人，眼珠是白的，而全身乌黑，也停住了脚步。
从此，万林娥和肖德长结为伉俪，连《淄博日报》和淄博矿务局也似结了亲，报社的记者来淄博矿务局，就像到了自己的家。
7、大学
自从肖德长结婚后，就沾上了报社的文化味，读书入了迷。他从小只上了四年学，觉得跟党走，就要有文化。学文化，成了他一时的迫切需要。
万林娥知道他小时家庭条件不好，从小没捞着好好读书。她支持丈夫学习，教丈夫认字。她从报社经常捎回一些书，肖德长不厌其烦地读。
肖德长每次出门开会，都是带回一箱箱的小人画，边看画边学文化。据万林娥说，当时，家里的床上、桌子上、书橱里全是小人画。只读了4年小学的肖德长，就是从读小人画开始学文化。矿山的矿工很多都是文盲，肖德长不甘像普通矿工一样。
现代人重视文凭，但文凭不是学问和水平。华罗庚只读了中学，成了数学大师。齐白石是个木匠，40岁才学画，终成一代大师。高尔基成为著名作家，也没上过大学。学问无穷无尽，都是后天追求的结果。
读高尔基《我的大学》，如果说，高尔基的大学在市民中，那么，肖德长的大学就在煤矿工人中。
肖德长没有什么文凭。只读了4年书，却率领10职工家属由计划经济走进了市场经济，带领一个完全资源枯竭的国有大型企业走出泥泞，走向了中兴。这是什么文凭能做到的？这就是传奇！
渐渐，肖德长不仅能读文件，也能读各种报纸。据肖德长的秘书说，肖德长读书、看报、看文件，极为认真，从不像有的人，报纸不看就丢在一边，而是把报上、书上的一些错别字也画出来。文件吃透了，有了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就成了学问。所以，他在当了淄博矿务局的局长、党委书记之后，改革总是率先走在全国同行业的前列。
肖德长过早成熟，进步很快，1960年时，他21岁就被破格提拔为双山矿的党委副书记。并成为淄博矿务局党委的重点培养对象。
8、逆境
命运从来不特别照顾哪一个人。人生固定的路也是没有的，都是自己用性格、意志和学问走出来的。
这一年，淄博矿务局成立了“四清”工作队，到青岛去“四清”。青岛也组成了“四清”工作队，到淄博矿务局“四清”。这是“文革”的前奏。
曲折的命运，悄悄逼近了肖德长。
青岛来的“四清”工作队，对矿处级以上的干部进行了排队，分成了“红干部”和“黑干部”两类。
淄博矿务局的党委书记王杰成了“老黑”，双山矿党委书记肖德长却成了“老红”。
肖德长为什么被定为“红干部”，因他是烈士的后代，出身贫苦，是优秀共产党员，是个无可挑剔的人。可工作队不知肖德长有跟党走信仰，也不知他一贯实事求是的作风。
起初，肖德长被意外定为“红干部”，还暗自高兴了一阵子，后来就知道，自己的头上戴了一个“金箍咒”。
有一次，“四清”工作队长把肖德长叫进了工作队的办公室，进行单独谈话，要他揭发王杰（局党委书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妄图打倒这位老革命。
肖德长非常了解王杰书记。王杰书记下矿，总是吃豆腐。局里有一部吉普，他也很少坐。凡是到局机关附近的矿、厂，他总是骑自行车。王杰书记在老百姓中传得最多的是，他特别爱护局里一草一木。局里修路遇到一棵树，宁肯让路拐个弯也不锯这棵树。淄博矿务局机关和各矿机关，历经百年栽种，到处都是绿荫花红。
肖德长早把王杰书记看成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心里话，老百姓不管你一个干部喝了多少酒、挣了多少钱，而是看你怎样对待老百姓。共产党人跟党走，就要事实求是，他压根就不想揭发王杰书记，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反而说：
“队长，团长，我是共产党员，咱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必须事实求是。你们来局里时期短，可能不知道。其实，王杰书记在局党委工作多年，是很有群众威信的。他是性子急了一些，但为官是清正的。要说哪一个人没有错误，是不可能的，但这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两回事。我对王杰书记评价很高，望二位慎重，不要冤枉一个好同志。”
“四清”队长和团长见肖德长说的和他们想的背道而驰，心中大怒。
他们向肖德长下了最后期限：“肖德长，限你3天时间考虑。后天开职工大会，你如果揭发王杰。如果你还是这个态度，‘四清’工作队绝不手软。”
肖德长不害怕，别看他年轻，有他自己的修为和人格。他拿定主意，共产党人绝不说违心的话，绝不说昧良心的话，这是一个党员的原则。
这一天，全矿如期召开揭发王杰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大会，肖德长一类的“红干部”坐一边，王杰一类的“黑干部”坐一边。台下有上千名职工群众。
看这阵势，“四清”队长和团长以为，肖德长肯定害怕了，一定会揭发王杰。他们发言后，就让肖德长发言。出人预料的是，肖德长冷静地说：
“刚才队长和团长讲了很多，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四清’要搞下去，不仅仅是‘四清’工作队的事，也是在座的每个干部职工的事。‘四清’要查的对象，应是存在严重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人。但不能冤枉像王杰书记这样的好人！我今年28岁了，是工人出身，共产党员，说话就要负责任，丁是丁，卯是卯，不能给领导找麻烦，我从没听到王杰书记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同志们，咱不能说昧心话啊！”
“四清”队长和团长一听肖德长说这个话，不是揭发王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语，而是为王杰评功摆好，就夺了肖德长的话筒，大怒：“肖德长，你辜负了‘四清’工作队对你的信任，你和王杰穿一条裤子，根本不是什么‘红干部’。”
“四清”队长和团长也跳起来大吼：“肖德长，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不好，就下放到区队，撤销你的矿党委书记职务，让你跟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杰一块去下井干活！”
肖德长站起来，目视前方，理直气壮地走出了会场，回家了。
万林娥和孩子接着他。老母亲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也沉重地望着儿子。一家人见肖德长神情沮丧，意气低沉，心里都压得透不过气来。
万林娥无不担心地说：“孩子他爸，你这样顶下去，总会吃亏的。”
肖德长坚定地说：“我才28岁，年轻力壮，又是掘进工出身，他们顶多让我去下井，我还能在井下的掘进迎头上打擂台。我下井不可怕，就怕失去党员的原则。”
万林娥也没办法，知丈夫把党的信念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从此之后，握着矿上大权的“四清”工作队不让肖德长参加党委会，党员也不给登记，说他是混进党内的黑党员，让他到区队“蹲点”，实际上下放劳动。
肖德长琢磨，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坚持信仰，跟党走？屈服可能无祸，跟党走，就要事实求是。
这还不当紧，“四清”工作队提出要让万林娥也下矿劳动改造。因为万林娥是矿工会的借用干部，没有转工手续。
矿上主持工作的领导不同意万林娥下放劳动，因她拉着3个孩子，大的不大，小的不小，就把她调到了西河煤矿中学教书，躲开了政治风头。
万林娥一人在家，拉着3个孩子，大的5岁，二的3岁，小的6个月，加上一个瘫痪在床的婆婆，实在没法过了，就找到了“四清”工作队的办公室。
整整一屋人。
万林娥好说歹说，“四清”工作队就是不听。她想回双山矿或让肖德长调西河矿。直到她拍了桌子。有一个“四清”工作队的人见事不平，就把万林娥领了出来。
万林娥在回家的路上哭了，从大奎山一直哭到了大岭。可这委屈向谁诉？
万林娥对肖德长伤心地说：“德长，人家多方面给咱施加压力，咱可怎么办？”
肖德长瞅着屋顶，神色庄重：“我打定了主意，就是当一名掘进工，还是永远跟党走！”
万林娥理解丈夫，心里话，就是丈夫当一名掘进工，也不会丢了党员的信仰，这是他的底线。
过了些日子，省煤炭局主持工作的李朝来来到了淄博矿务局。他得知了一些情况后，对“四清”工作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你们还是干部吗？你们吃什么，喝什么？你们搞‘四清’是对的，可你们把一个矿搞乱了，工人不上班，干部不能正常工作，统配煤矿的原煤计划完不成，你搞‘四清’有什么用？你们搞‘四清’运动，别忘了抓生产，更不能把主持正义的好干部打成黑干部。你们这样，是会犯错误的。”
“四清”工作队被否定。但过了不久，“文革”又开始了。
9、淬火
“文化大革命”是革谁的命，成年人不明白，大学生、教授也不明白，小学生更不明白。“小孩”造反，冲“四清”工作队开了火。
从上到下，从大中学校发起，学生们贴大字报、演讲、游行中高呼口号，让“四清”工作队滚回青岛。他们对狂热的学生害怕起来。
当时，北京的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国就乱了，一些老干部遭到陷害。
“四清”工作队惹火烧身，撤回了青岛。紧接着，社会上一片混乱，工人、农民和学生都造反、串联，把所有的干部都打成了“走资派”，有的干部丧生，有的干部妻离子散。
这一年，肖德长调往石谷煤矿担任矿长。万林娥也从西河煤中调到了石谷矿。
肖德长一家子靠肖德长140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过的日子很紧巴。淄博人说话有土音，肖德长叫妻子“林娥”时，就好像说的“忍饿”二字。于是，万林娥忌讳丈夫这样叫她。
8月入夏，暴雨成灾。那场政治风暴更成了灾。工人不上班，学生走上街头，揪斗“走资派”。
秋日的一天，下着很细的麻线雨。道路非常泥泞，一辆大卡车把肖家的人和物都拉到了南石谷村。
矿上没有房子，万林娥托人去南石谷找了3间民房。一家人住在了一起，一伸手就摸到房顶，日子倒也顺心。
村里的乡亲们都很热情。那小房子的窗户是用毛头纸糊的，没有电，晚上点一盏小煤油灯。雨水多，天早早地就冷了起来，屋里生了火。
万林娥觉得，这儿的条件不好，全家团聚在一起，仍感到心安、幸福。但远不及对国家政治的那种忧虑。
肖德长到了石谷煤矿后，主管安全生产。跟党走的信念不动摇。
他曾向工人作了一次报告，给全矿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到煤矿将来必然实行机械化，工人总有一天扔掉大锨、扒子，连矿井也不用下，实行液化采煤。
工人们对肖德长这些远识，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矿长的追求，也是职工们的追求。
又是一个夏日，肖德长领着3个孩子在小河里摸鱼，万林娥在洗衣服。
平静的日子过了没有一年，到1966年下半年，肖德长就由一个矿长一夜间被“红卫兵”赶下了台，下放到掘进队干了掘进工。
他这次下区队，不同于“四清”工作队让他到区队“蹲点”，而是“走资派”劳动改造。
肖德长走进区队的会议室，工人们的目光千奇百怪地望着他，像看到了一个劳改犯。肖德长神色坦然，平静坐在了区队的连椅上，像一个工人。他心里话，跟党走，我就是干 一个掘进工，也是一个好工人！
工人们望着他，不知他心里想了些什么。
党支部书记对大家说：“这个是咱们的矿长肖德长。下放区队，跟同志们一块儿下井。”
肖德长站起来对工人说：“我跟同志们一块儿劳动，好好劳动改造。我是共产党员，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没有变。”
肖德长被编到了刘砚田掘进小组。是钢，就要淬火。
刘砚田听到党支部书记把矿长分到了自己的掘进小组，琢磨着不是个事：一个矿长当工人，他一个掘进小组长怎么来领导?再说，井下工作总是有些不安全，一旦肖德长出个好歹，他一个掘进小组长怎能担当得起。
于是，他对党支部书记发牢骚：“见鬼，咱掘进队成了劳改队是咋？犯了错误的人都来这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肖德长很理解，对这个红脸的大汉说：“刘师傅，我虽然当矿长，可我对掘进工作不外行啊。我原来也是掘进工，打洞子没说的。”
刘砚田听了这话，愣了愣，看了看肖德长，“嘿嘿”笑了笑，不知他怎么想的，就收留了肖德长。
肖德长从此与工人们一起下井打镏子道。刘砚田分配工作，照顾肖德长，让肖德长推小矿车。
肖德长在1.5米的溜子道里推小矿车，就像小孩子玩的玩具车。他干完本职工作，就去抡大锨。他干得高兴，有时就唱起来。
没几天，肖德长就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还常常和工人在一起打球、打牌、下棋、喝酒。
石谷矿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一个叫“总部”（是保皇派），由工人组成。一个叫“井冈山战斗队”（是造反夺权派），由一帮“打、砸、抢”分子组成。肖德长不怕“总部”的人，就怕“井冈山战斗队”的那一帮。
有一天，刘砚田听说“红卫兵”要揪斗肖德长，就向肖德长透了个信：“老肖，你是心宽的。我听说最近‘红卫兵’要揪斗你，你怎么办？”
肖德长气定神凝，早有思想准备：“群众要揪斗我，我就把心里话全部端出来。共产党人事实求是，有啥说啥，没有什么亏心事，还怕同群众见面吗？”
刘砚田服了肖德长，心里话，这才叫无私无畏！从此，整个刘砚田小组都成了保护肖德长的人。
肖德长也同工人们逐渐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深厚感情。
“造反派”抓到肖德长，就给他脖子上挂大牌子，甚至打他，刘砚田小组气不过，上井时把肖德长夹在中间。上井后，先有人到井口探风，如果没有“造反派”，工友们才把肖德长一路送回家。甚至，刘砚田的怀里总是揣了两包石灰。
有一天晚上，肖德长还是让“造反派”抓了去。
在石谷煤矿机厂，造反派特制了3个铁的大牌子，全挂在了肖德长的脖子上。造反派还觉不够，又在肖德长的头上安上了一个500度的大灯泡，让他“头脑加热”，“触及灵魂”。
他们要肖德长站在红卫兵一边，揭发老干部王杰等人。肖德长经历了“四清”，“威武不能屈”，不站“红卫兵”的一边，宁肯当掘进工。“造反派”折腾了肖德长一夜，就是不能改变肖德长。
天亮时，肖德长沉重地回到了家，往床上的墙角一靠，噘着嘴，闭着眼，什么也不说。可把万林娥吓坏了，立即去找来了刘砚田。
刘砚田笑说：“嫂子，你先回家，我领人找老肖玩玩，劝劝他，也许他就没事了。他还是心宽的。”
刘砚田小组打了酒，来到了肖德长家。见肖德长缩在墙角，脸上黑沉沉的，两眼似乎不认人了。刘砚田知他受了很大刺激，向工友们使了一个眼色。
有个工友说，“老肖，你下来吧。别自己难为自己了，现在哪个干部不挨斗？”
另一个工友说：“老肖，你快下来吧。一酒解千愁，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生气，气出病来，今后怎么过日子？”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肖德长没动窝，还是生闷气。刘砚田没法，硬把肖德长从炕上拖了下来，且给他点上了一支烟。
这时，大家也把酒菜摆好了。
肖德长大口吸烟，心灵在抽搐。
肖德长和工人们几杯酒下肚，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气愤地说：“这点事，我不是受不了，而是心里感到太亏了。不是我皮肉受不了，而是精神上受不了。我对党组织，对工人群众，没有说过不去的，他们这样做，到底为什么？我在想，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党走，是老人的遗嘱，是我的信仰，我该怎么办？”
大家都沉默了。
工友们只能劝他，谁叫咱是矿长，谁叫咱碰上了。这是历史的无奈，也只好认了。
从这一天开始，肖德长在井下干活不愿上井，都是工友们给他捎点饭吃。即使上井，刘砚田等工友护送他到家，一天之内，为躲“造反派”，他们竟然走了6条小路。
10、高压
后来，肖德长还是又被“造反派”揪走了。万林娥一个人在家，拉着3个孩子、侍候瘫痪在床的婆婆，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走神，动不动就眼泪汪汪。
不过，万林娥不离不弃，跟定了肖德长。她想起丈夫那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自己觉得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她盼望丈夫来信，说说那里的情况，说不准，是挨打，还是挨斗，因这不是一般的出门。
她等了一天又一天，唯一就是丈夫死也不服输的精神支持着她。等到第10天上，肖德长终于来了信。
那信中写道：
“林娥，母亲和孩子都好？我到了这里，遇到了打‘台球’的球友，他们把我保护起来了。林娥，我想家，想孩子，可是只能这样。人活着，总要有难，永远不会一帆风顺。乐观地对待生活，同群众打成一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永远牢记父亲的遗嘱，跟党走！我想，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的。请放心！
肖德长
X月X日
万林娥被丈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密切联系群众的品格所感动，眼里又掉了泪。她看到了希望，跑到婆婆的屋里，一边给老人梳头，一边告诉老人：“孩子他爸爸在外地很好，和朋友一起打球，从没认输过，也没有什么困难，很快就回家了。”
老人知她儿子是个要强的汉子。从小受尽了苦难，从来也没低过头。她也就放了心。
晚上，万林娥等孩子睡着了，给丈夫回了信：
德长，读了来信，受到很大鼓励。记住了你的话，人生有难，永远乐观，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母亲和孩子都想你。我一定照顾好孩子和母亲，按你的人格去生活。盼你早回家！
林娥
X月X日
万林娥一人在家，生活上因难，买米、买柴，都是工人刘砚田那帮工人帮着。她看到了工人们率朴、真诚的天性，一生都把工人看成自己的亲兄弟。
工人们有困难，有时不好意思找肖德长。她得到信，就劝肖德长按政策给工人们办了事。她这种贴近职工群众的美德，在淄博矿务局传得很响，也为官太太们树立了榜样。
丈夫不在家，万林娥很谨慎。
有一次，她到洪山镇淄博矿务局中心医院看病，遇到了一位认识她的工人。工人想用自行车带她回石谷矿，她拒绝了。那个工人说，嫂子，你不用害怕，咱们都住在南石谷村，知你很孝敬婆婆，所以捎你回去。
万林娥想起丈夫说过，“女人智慧才能幸福、妻贤夫祸少”的话，硬是走了10多华里，安全回到了南石谷的家。
到了春节，肖德长又回到了石谷矿。
这是1969年春节，“文革”正火热。生活虽然紧巴，但一家人团聚。肖德长还是那么乐观，那么自信，那么和职工群众友好，影响了一家人的情绪。孩子们说他爸爸，泰山压顶也不弯腰。
万林娥忙了一个通宵，给孩子和丈夫的衣服补了一夜的补丁。肖德长整整3年没穿一件新衣服，穿上补着补丁的衣服，还是很精神，很乐观。
春节刚过，石谷矿的“造反派”对肖德长的批斗又开始了。“造反派”闹得矿上一片混乱，生产处于瘫痪状态。肖德长没有泄气，也没有灰心，斗就斗，批就批，跟党走，不怀疑，似乎是逆来顺受，实际上他想不通，也没有办法。
这一天，肖德长又被“造反派”抓了去。四五个人把肖德长拧着胳膊，300多人喊口号。在肖德长看来，这些人疯狂得像傻瓜。
“造反派”头头对肖德长吼道：“肖德长，你是站在我们‘红卫兵’一边，还是跟着死不改改悔的‘走资派’王杰一条道走到黑？”
从“四清”开始，一些人总想让肖德长揭发王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肖德长就是不站“四清”工作队和“造反派”的边。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违背一个党员的事实求是的原则。
“我哪一边也不站。你们这样影响生产，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就是肖德长对“造反派”的回答。
造反派大呼口号：
“打倒肖德长！”
“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接着，“造反派”就进行武斗——打肖德长。
肖德长被人拧着胳膊，由他们乱打。
这时，万林娥从家里发疯般跑来了，冲进了会场。
“造反派”有人喊：“肖德长的老婆来了，让她滚蛋！”
300多人向万林娥围攻了过来，直嚷成一片。
一个“造反派”头头大声质问万林娥：“你来干什么？”
“我不放心！”万林娥毫不示弱。
“我们给肖德长肃清流毒，改造思想，你有什么不放心的？”“造反派”睁着眼说瞎话。
“你们是给他肃清流毒，还是触及他的皮肉？”
“我们触及他的皮肉，又怎么样？”
万林娥大声哭说：“俺4个孩子，一个烈士的母亲，俺两口人举目无亲，如果老肖有个好歹，我没法活了，就同你们同归于尽。”
“造反派”看到万林娥要拼命了，吓得四散而去。这时，有些好心的群众，通知了军管会。
军代表来了，把万林娥领了出来。肖德长也被军代表放了。
肖德长前边走，万林娥跟着哭。走到半路，没忘了给孩子买上一斤蒸包，给肖德长买上了5角钱的猪头肉。
老婆婆和孩子们每人分到了一个包子，让丈夫喝上了一壶。肖德长每次挨打挨斗，万林娥都是这样。理解，支撑着他们夫妻真挚的感情。
有这样的妻子，肖德长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夜深了，两口子睡不着，都愁。
“林娥，”肖德长苦恼地说，“我心里真难受，如今有劲使不出来。跟党走，我不知路在何方。”
万林娥知丈夫还想着生产，就劝说：“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又不嫌你，你忍着吧！”
肖德长感叹：“我真体会到，是老婆孩子给了我温暖，给了我精神支持，跟党走的信仰更坚，不然我真要精神崩溃了。”
后来，肖德长又调到了寨里煤矿。全局的形势越来越恶化。“造反派”开始激烈内讧、武斗，局里的领导纷纷逃走，大部分人逃到了农村的老家。
肖德长也逃到了老家藏梓窝。万林娥在寨里矿和藏梓窝村之间奔走，给肖德长和组织传递了一些信息。
一个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干部，日子是很难过的。肖德长在村里藏来藏去，忍不住了，偷着来到了局里，就被“造反派”抓住了。
正好万林娥跟着，肖德长让万林娥去买烟，等万林娥回来，肖德长已经逃走了，躲过了一劫。
矿上不见肖德长的影，家里也不见，孩子的奶奶瘫痪在床，每天趴在窗口，一个劲问小孩子们：“你爸爸呢？你爸爸呢？”
老人问得万林娥躲在一边哭，也无法向老人说明白。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很多天，突然有一天，中共下达了“平山头”的文件，“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矿务局的党组织决定开会，收拾残局。
淄博矿务局的党委会在一个小山村里召开，肖德长去时化了装，戴着草帽、口罩、墨镜，还让几个青年人跟着。从这次会议后，肖德长结束了一生中最坎坷的人生之路。
肖德长是这么想的，不埋怨、也不记恨任何人。跟党走，多么曲折坎坷也不回头。
11、担当
1979年，10年动乱结了。肖德长在苦难中学到了一些人生的哲理，他的人格，他的学识，他的管理水平，达到了人生的顶锋。
春节刚过的一个早晨，万里无云，太阳很冷，北风“呼呼”劲吹。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王杰书记的追悼会。王杰书记留下了淄博矿务局到处的绿荫，告别了“文革”，也告别了人间。
在参加追悼会的人中，其中一人，披着黑尼大衣，低着头，走得很低调。这人四方脸，显得棱角分明。
有人认出了他，他就是当了淄博矿务局局长兼局党委第一副书记的肖德长。
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有干部，也有工人，有组织上派来的，也有自愿来的。
主席台上摆满了花圈。王杰书记的遗像就放在了花圈中间。骨灰就在遗像下的桌子上。
主席台上坐了几位局党委常委和主要行政领导，王杰书记的生前好友和亲人也在座。
当人们的目光注意到肖德长时，一齐聚焦。
自从局党委蔡树森病逝，现在王杰书记离大家匆匆而去，下一步，淄博矿务局生产条件不好，井深、水大、瓦斯超限、煤层薄，用不上机械。在这样困难的一个单位，将由谁来唱主角？
人们明白，很可能是经受了许多苦难的肖德长。
年轻人受尽挫折，就有了博击风浪的勇气和能力。肖德长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要率领淄博矿务局10万职工家属走进市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要有市场。市场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大门大开。
肖德长已经成为说了算的人物，如何跟党走？淄博矿务局经百年开采，资源枯竭，人员多，矿井生产条件差，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怎样改，跟党走，就要把职工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肖德长稳重地站在主席台正中的话筒前时，扫视了台下一眼，用极其沉痛、庄重的口气说：“王杰同志的追悼会，现在开始。”
哀乐，随着人们致哀鞠躬的头低下而强烈起来。
不少与王杰书记生前友好及王杰的亲人，哀乐无法让他们压抑心中的悲哀，眼泪夺眶而出。而大部分的人神色庄严，沉重，努力克制要冲破心头的悲凉，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
台下的人，不时把视线投向肖德长。人们太关心淄博矿务局未来的掌舵人了。
有人明知故问：“主持追悼会的就是肖德长？”
“对。”这人的伙伴肯定地说。“他是第一副书记兼局长肖德长，下一步主持全局党政工作的，一定是他了。”
周围的人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关注地伸长了耳朵。两个年轻人把头低得下巴顶在了胸膛上。随着哀乐的起伏，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前方。
哀乐停止。
悼词沉长。
果然，1979年6月，肖德长担任了淄博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开始了运筹帷幄，辉煌的人生。在社会上、在局内，在干部工人中，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肖德长，重新认识、理解肖德长。
这是肖德长在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个从读小人画起家的职业企业家迈出了第一步。
1988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淄博矿务局组织史资料》记载：
“1976年10月，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淄博矿务局党委，认真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切工作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组织整顿班子建设、干部培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整党和端正党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积极工作，为淄博矿务局的发展振兴，提供了组织保证。”
“1980年9月2日至6日，淄博矿务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淄博矿务局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淄博矿务局第四届委员会，由25人组成。选举肖德长为第四届委员会书记。”
随着时间的推移，肖德长开始了改革的大手笔。他已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在改革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他的威信逐渐提高，成为全局敬仰的领路人。他靠的是跟党走的信念，凡是工作的一切，都从职工群众的利益出发。
12、招贤
肖书记，你坐着。我是局中心医院的护士，在局中心医院已经工作了20年，我已40岁了。有件事麻烦你：我丈夫是学医的，叫‘杨匡’（上海人说话，山东人听起来语快，“饶应匡”变成了“杨匡”）。他这个人说话口快心直，在1957年上学时说错了话，坐了20年大牢。现在已经平反，找工作很难，在家里蹲着。他找了10多个单位，没人要他。我希望他到咱局工作，我们夫妻团聚。他是医生，是很好的医生。
矿务局中心医院这个护士，觉得丈夫是个劳改犯，低人一等，鼓起了很大勇气，才来找不认识的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肖德长，只是为了碰碰运气，为丈夫谋一职。
肖德长一听，这个上访的女护士的话就让他动了心。心里话，一个青年人能读上大学，就很不容易。只因说错了一句话，冤屈了半生，坐了半生牢，就更不容易。如果自己冷漠，如何对得起知识分子？干部就是识人用人，出主意，尤其对那些遭遇不平的人，更不能埋没。从人才的角度看，无论什么事，离开了人才，都是瞎子点灯。局中心医院少的就是好医生。
肖德长当场就拍了板，让饶应匡调入了淄博矿务局中心医院。这完全出乎饶应匡爱人的意料。
后来证明，饶应匡确实是个人才，由他主导的“血液灌流”医术，救了很多喝农药或误喝毒药人的命。
肖德长特别重视群众上访，遇到有冤案，马上就处理，直到处理好为止。他还让局纪委专门组织了人力、物力，在全局大面积调查摸底，把从“文革”以来需复议的1633起案件，99.8%的都进行了复议。
淄博矿务局的上空是一片蓝天，群众说，这里有最清明的政治。
饶应匡的事，让肖德长体会很深，在局党委会上大发感慨：“对于使用人才，是领导干部的一门学问。有水平、有知识、有造就的人，也许是有这样那样毛病的人。没有高山，就没有深谷。人的毛病，也许是人的优点。我们识人、用人，主要是看他的能力，而不是看他的毛病。看到他的一点毛病，就全盘否定，这就是领导干部的毛病。没有毛病的人，就不是一个完人。单就完人而言，世界上是没有的。”
这些带有哲理的体会，让淄博矿务局成了任鱼游的大海、任鸟飞的高山。这儿一时成了远近闻名的求贤若渴之地，一些人才闻风而来。
淄博矿务局能藏住人，如同贴了招贤纳士的告示，一时各方面的人才纷纷投奔而来，给这个老企业注入了活力。
13、无私
肖德长有4个儿子。无论哪一个儿子结婚，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怎样保密的，后来，通过一个厨师的嘴，才真实地传了出来。
大年三十，我到肖书记家里做菜，碰上了一件怪事。就是1000户人家，10000户人家，也没有他家这个做法的。
你道是什么怪事？
我知道，平常肖书记家吃饭，就是平常市民家的家常便饭，都是万姨自己做，从来就没请过厨师。可这年大年三十，肖书记打电话要我帮帮忙，我就奇怪了：是不是肖书记家来了特别的尊贵客人。我急忙到了他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肖书记的大儿子在部队，进了腊月，才提出要结婚。小两口都在部队，认为一个背包，一个水壶，一杆枪，就可以举行婚礼了。可肖书记觉得，那些年自己风里雨里，亏欠大儿子的太多了，想把孩子婚礼置办好。什么被褥、家具和日子都安排好了，可他工作忙，一晃就到了年三十。谁家在年三十结婚？肖书记不信有什么人算的日子，也不信什么鬼神，就定在了年三十。可定了日子，却连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日子，何况是外人了。肖书记说，让孩子知道干什么，他们年三十回来知道也不晚，同样是皆大欢喜。
肖书记在年二十九有言在先：“让人知道咱孩子结婚是不行的。如果熟人来了，捎上什么礼品，咱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现在局党委正在抓党风兼政建设，咱可带个好头。”
“可真是！”万姨一琢磨，也有些后怕：“有的人千方百计利用这样的机会敛财，咱是千方百计躲着这样的机会避免什么机会。如果孩子结婚的事传出去，送礼的还不挤破门。咱年三十结婚，谁知咱家孩子结婚，还不是平常过年的样子。”
为了封锁消息，万姨让儿子、儿媳到婆家那个乡镇领了结婚证，让矿务局机关和洪山镇的人都不知道。本想让洪山镇的一个木器厂做一套家具，肖书记临时变卦，买了一套现成的，偷偷拉回了家。
万姨买这买那，花了一些钱，也正赶上肖书记开工资的日子。二十八下午，万姨到肖书记的办公室拿肖书记的工资（肖书记从来不拿钱，也不抽烟），可万姨兴冲冲而去，却大为恼火而归。原来，肖书记的工资被他喝酒喝去了一大半，被财务处扣得工资只剩下40元了。
万姨能不火吗？正急着用钱。她当场气得把钱一扔，就往家跑，心里想和肖书记打上一架。
肖书记难道是不顾家的人，怎么就把工资喝酒快喝光了？
这是因为，淄博矿务局是个老局，调出的干部多，有些老同志常回“娘家”走走。总要吃顿饭，喝点酒。兄弟单位、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来了人，总要招待一下。过去局里公款请客，每年要花国家几万元。肖书记一上台，立即决定，谁出主意谁负责，谁参加谁付钱，不准动用企业一个子。现在听起来像笑话，可那时就是这样严格。跟党走，肖书记两袖清风，就是这家风。
熟人、老朋友来了，总不能让人家饿肚子回去，最终大家想出了这个“凑份子”的办法，多拉上几个人，一个人出钱多时10元，少则5元6元，时间长了，招待次数多了，几个工资还够花？肖书记接待的人多，连续几个月都是余下30元或40元，万姨可撑不住劲了。她一边气冲冲往家走，一边还想家里又是过年又是儿子结婚，在这个‘节骨眼’上，没钱怎么过？今次不能不说，不说这日月没法过了。
万姨回到家，就冲肖书记来了：“老肖，你还过不过？咱干工作是应该的，可不能把家里弄得不能生活了。”
肖书记一听，就知是怎么回事，红了脸说：“客人来了，总要招待一下。咱花个百儿八十的，就给企业省下3万5万的。”
万姨是个明白人，一听肖书记说这个，也就没话可说，说了句泄气话：“你是大理儿，俺是小理儿，以后你的工资俺不要了。”
大儿子逗爸爸：“俺爸爸喝酒的钱我包了。”
当妈妈的万姨却说：“过年了，你们留着吧。过去那么艰苦，咱都过来了，现在你们都有了工作，我们也没有负担了，这个小沟坎一跳就过去了。”
肖书记信任老伴，心里话，自己为官清正，有老伴的一半功劳。肖书记这么想，那才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产党人的家风。
平常肖书记为了防止有人钻家属和孩子的空子，还和家人约法三章：无论谁来，只准热情接待，不准表态，不准说情，不准瞒着他答复任何问题。肖书记的家人都照办了。
年三十了，儿子结婚，万姨忙得不得了，一位老同志的爱人还是又来了。她东扯葫芦西扯瓢了半天，才吐露出真事：“趁肖书记还在台上，就给俺孩子调动的事办了吧。”
万姨忙得火起，毫不客气地说：“实话和你说吧，正因为他在台上，你的事才不能办。咱们都是老同志，在端正党风中要带个好头。”
这人一听，万姨堵死了活口，也就悻悻地走了。
肖书记回家后，万姨把刚才的事说了，肖书记大加称赞：“你答复得好！咱宁肯得罪人，也不能为好人。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为党和群众服务，不能为个人谋私利。”
为了保住儿子结婚不被人知道，肖书记家也贴了对联，既无“凤”字，也无“凰”字，万姨笑说：“管他什么文不对题，有块红纸就行了。”
年三十头午，亲家送女儿来了。儿媳提着床被子，两个枕头，枕头里装了一床毛毯。亲家还一个劲直说：“亲家，我对不起孩子，你们操办得太急了！”
肖书记什么也没说，只是笑，心里话，简朴是人的美德，更是共产党人的本色，亲家是军队的干部，总会理解的。
傍晚，肖书记和亲家、孩子们吃了一顿饭，就要走。他每年都同工人一起下井过年，今年不能因孩子结婚而例外。矿井不能停产，工人们在井下流大汗，干部在家过年也待不住。肖书记在煤矿干了多少年，就在井下过了多少个年。
“老万，家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走吧。明日早回来陪客。”万姨嘱咐了肖书记。
汽车早等在门口，肖书记坐上车，很快到了博山的夏庄煤矿。他同几位领导谈了井下的情况后，很快就换上了工作服，冒着凛冽的寒风下了井。
年三十，我到肖书记家做的是一桌素菜，也是让人老半天没弄明白是啥意思的菜。来的客人，既不像老家藏梓窝的父老乡亲，也不是矿务局的干部工人，后来客厅里的话传到了厨房，我才知道肖书记请的是亲家。
越是后来，我心里越是纳闷，说是肖书记的儿子结婚吧，事先没听说。如果真是办喜事，肖书记也不该去下井啊！说不是结婚，肖书记的亲家不该带着孩子来这里。直到一个端盘子的端回了一个“红包”，我这才知道，这是结婚按风俗才赏给厨师的。我才知道，真是肖书记的孩子年三十结婚！
我这个厨师帮忙过领导干部多少次婚事，还没见肖书记家这个办法。让我炒的菜没下上功夫，很丢人。
万姨一个劲地道歉：“不是我想瞒你，而是老肖不让说。谁都不知道，不信你等他回来，你自己问问。”
天还没亮，肖书记就从夏庄煤矿回来了。
“亲家，让你和孩子受委屈了。”肖书记进门就抱歉地说，“多请原谅。”
“亲家，你辛苦了。”亲家拉着肖书记的手坐下，笑说：“我真服了你。”
人做官就不自由，但逼得在年三十孩子结婚，孩子们有些困惑，问爸爸妈妈：“什么是幸福？”
肖书记笑说：“是心小。”
“是心大！“万姨这样说。
孩子们更困惑：难道男人心小、女人心大，就是幸福？
肖书记“哈哈”大笑说：“你们结婚在大年三十，就是你妈的主意，这就叫‘心大’。我是‘心小’，跟党走，不回头，才求得了内心的安宁和自由。”
我这个厨师，也听到了一堂廉政建设的教育课。
那时刚改革开放，共产党人还死守清正廉洁这条死律，党还很健康。”
14、“倒流”
煤矿工作艰苦，人人都想脱离井下，到井上的办公室干,风不着、雨不着。于是，井上的办公室严重超编，造成一线工人严重不足，完不成国家下达的国家统配煤矿原煤生产计划，这就叫“倒流”。矿山不得不老婆孩子齐上阵“创高产”，怎么“创高产”也不行，还是完不成国家的原煤生产计划。
肖德长担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后，已经感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同时，上级下达了很多文件，局里也有很多规定，但都显得苍白无力。正巧，煤炭部又下达了“反倒流”的文件，肖德长欣喜万分，决定在全局进行“反倒流”。
“反倒流”又是一场廉政风，刮着了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巨大力量，左右着企业的生存。肖德长不得不下狠心，力求打破这些关系，充实井下生产一线。
淄博矿务局开采了百年，横跨济南章丘、博山、淄川、张店多个区（县）。单位多，当时有9矿、3厂、3处、3个医院和3个学校，职工多达60000多人，加上家属近10万人。像这样的一个大局，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联系着，就是你想让一个倒流人员下井，也是难上难。
局党委下了文件，作了动员报告，也召开了现场电话会，声势浩大，可你刮你的风，你下你的雨，底下一个人也动不了。肖德长琢磨，先从干部的亲戚、子女开刀。限令3天归队，不然撤职、处分，一撸到底。
这一招灵验，大部分局领导的子女和亲戚都从机关回归了生产一线。但仍有一部分人仍不想下井。有一位副矿级领导的子女倒流上井，“反倒流”即使打雷下雨，他就是不挪窝。
肖德长知道后，电话一个劲地催，这位副矿级领导干部就是答应起来干脆，具体办起来搪塞，实际上是缓兵之计。肖德长一怒之下，电话里要出了这个矿的党委书记，批上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干什么的？近期不处理这个倒流人员，按照纪律规定，就处理你！”
这位党委书记万分为难，含含糊糊地说：“肖书记，这事，我想单独跟你谈谈，电话里说不清。唉，一言难尽。”
肖德长心里话，真是出了邪门了！我就不信拿不下这个难攻的“堡垒”。
原来，这位在办公室“拨算盘”的倒流人员，老子在一个县的重要部门工作。当老子的就是这个独子，怕孩子下井出事。听说煤炭部和淄博矿务局“反倒流”，就像动了他的心肝。他一再通过长途电话，跟在矿上当领导的亲戚联系。但亲戚一再频频告急。
那一阵子，矿上要调动一个井下工人，或调走一个人，非得局党委开会研究不可。局里这一关就很难通过，这个顶着不办的父母官就是不死心，又找了另一位“大人物”。这人官大位高，有权威，直奔肖德长而来。也是个不达目的死不休的。
肖德长当时是市委委员，“大人物”是肖德长的朋友、熟人。“大人物”毫不含糊，驱车直奔肖家。
肖德长见了老朋友，忙不迭地客套。老朋友拿出礼品时，肖德长就明白了一半。
老朋友开门见山：“老肖，我无事不登门。今日有件事求你，就是外市（县级市）的一个干部的孩子在咱局里的井下工作，是独子。你看，怎么办？”
肖德长早就胸有成竹：“好说。只要不违犯政策，我一定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过，你是懂煤矿的，煤矿工作主要都在井下，调动工作难，上边抓得很死，若有对不起的地方，还请多多谅解。”
老朋友听出肖德长的话有些不对劲，仍是不死心：“老肖，我知你有难处，我也是受人之托。这是一个老领导的孩子，身体不适应下井，又是独子。听说你们‘反倒流’，我也左右为难。”
肖德长半天没吱声，心里话，这次“反倒流”是煤炭部发起的，局党委研究决定的，如果自己开了口子，就会前功尽弃。他对老朋友说：“老朋友，这次对不起了！煤炭部下的令，局党委下了决心，一定一个‘倒流’人员不放过，我是不敢私自开口子的。你是老朋友了，很理解我，平时也很支持我，你要骂就骂，要说就说，我这次认了。”
这位老朋友很不高兴地走了。
有天晚上，肖德长一家子吃过晚饭，突然电话铃响了。老万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拿起了电话问：“喂，你是哪位？”
“你是肖德长家嘛？”这人答非所问。
老万一听这打电话人口气陌生，口气生硬，就停住不说话了。老万平时接过无数莫名其妙的电话，唯有的办法就是不理他。她不说什么，等这个人的后音。
“你是肖德长家吗？喂，是不是？你有胆量，怎么不说话？”
老万心里又气又怕，知道是冲丈夫来的。心说，我承认是肖德长家，你能怎么着我。她也上了劲：“我是肖德长的家。你是哪里？”
“你不用管我是哪里，你让肖德长立即接电话。”
“你口气这么大，怎么就不敢说是哪里的。你有正当事，我可以去找他。你没有正当事，我一概不管。”
“你敢不管！”
“就是不管！”
“肖德长在哪里？”这人的声音提高了，达到了声嘶力竭的程度。
“他没在家！”
“你胡说！你不让肖德长接电话，也好，你仔细听着。”
“我听着了。”
肖家在家的人都站了起来，神情紧张。
电话里的声音很高，隔老远就能听见：“肖德长，你‘反倒流’一竿子插到底，早晚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你无法无天！”老万早气得声音发颤。
这时，刚回家的肖德长气得变了脸，接过了妻子手中的电话：“你是哪个矿的？你有特殊情况，局党委和矿上都可以考虑。”
“我就是不想下井。”
“你不愿下井，必须有个特殊条件。你想不下就不下？这样办不到。”
打电话的人扔了电话。
事情并没有完。接到恐吓电话的第二天，老万去看电影，发现影剧院的门口贴了一张小字报。
小字报上写道：
我局广大干部职工，大家都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以为肖德长是个好干部、好领导，此人从来不顾工人的死活。本矿有的职工伤残，有的重病，肖德长就是逼这些人下井。
老万把小字报揭了下来，拿回家给肖德长看。肖德长看后仅仅是一笑，就把小字报揉成了纸团，扔进了字纸篓。他知道，小字报上说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伤残、重病工人，矿上一直是照顾的，也有明文规定。
肖德长顶住了“反倒流”的各种不正之风。并且，局党委研究了干部下井的一系列规定。干部下井，天经地义。因为煤矿生产都在地下，干部不下井，等于瞎指挥。矿长和矿级干部一月要下半月井，机关一般干部也要下井“创高产”、检查安全生产，有明确的天数规定。
一直到现在，淄矿集团还是沿用这一时期的规定，按这样的规定干部下井，成为淄博矿务局干部的优良作风。
15、突围
淄博矿务局太老了，从唐代就开始采露头煤，到1980年前后，资源基本上枯竭了。从解放后，就是计划经济，只要完成煤炭部下达的统配生产任务，就有国家的政策性亏损补贴。市场经济开始，煤价放开，许多问题都暴露出来，就像全局陷入了重围。
这些问题，计划经济时，并不突出。从1980年后，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比如人员多、产量低，机械化程度低，人均效率只有半吨 ，全局面临集体下岗。
肖德长长期读书、读报，有锐敏的政治头脑，就在全局的范围内开始改革。如果不改革，淄博矿务局面临倒闭。
如果说“反倒流”是充实生产一线职工，那么，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八级工资制，实行计件工资，调动一线工人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这是一步险棋，从政治上，肖德长个人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八级工资，是毛主席和老一代革命家审时度势确定的社会主义两条经济支柱之一：八级工资和人均有其田。人均有其田，是千百年来的农民愿望，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八级工资是城市的稳定器。人均有其田，到现在也只是土地流转，农民手里还攥着土地。如果动一动八级工资，就意味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否定。
其实，生活发生了变化，邓小平理论已经出现。
邓小平关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观点，肖德长认为，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时，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是社会主义进入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也是党对党员的新要求。
纵观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西方就出现的“乌托邦”——大庄园主拿出自己的土地，周围的人共同耕种，共同分配，绝对平均，但很快解体，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有八级工资，人均有其田，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来，但是，肖德长看到，职工养成了“等、靠、要”的思想，出工不出力，矿井安全也无保障。
必须把八级工资改成计件工资，把安全、质量、卫生等化成工分，成为职工的工资成份。多劳多得，贡献等于收入，才是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无论什么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在打破八级工资之前，肖德长对用工制度进行了改革。
社会主义时期的用工制度，经层层审批，远水不解近渴，而对市场经济而言，却必须生产更多的煤炭。他从乡镇召收了农民工，充实了生产一线。让乡镇从农民工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费用，乡镇与矿上共同管理农民工。这个办法解了燃眉之急，生产一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关键还是把一线职工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激活每一个细胞。职工的收入，职工的积极性，全在计件工资中。
肖德长看准了这一点，就在同行业中率先实行计件工资！
16、解体
解体，是指八级工资解体。
八级工资不代表公平，正如平均不等于公平。只有多劳多得，贡献等于收入，才更接近公平，才符合特色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偶尔有一天，肖德长到龙泉煤矿去下井，见300多米深的井下壁子上有人写上了几行粉笔大字：“老子干了这些年，光长胡子不长钱。三级工万岁！”
这不是对三级工的赞美，而是对三级工无情的嘲讽。可见，职工群众不是对八级工资很满意，而是有意见。
肖德长想想，一个矿工在井下干苦活，挣三级工的钱，这人还想干吗？于是，他心不在工作上，出工不出力，等、靠、要混日子，就出现了煤矿今日欠产，明日欠产，只好走入全局组织老婆孩子齐上阵补产的恶性循环中。
肖德长感到，不消灭三级工，让三级工万岁下去，企业经“文革”折腾的航船，就要沉没了。后来，局里规定，新工人只要定级，就是四级工，再也没有永远的三级工了。
党委经过研究，全局对井下工人实行奖金制度。矿工们出大力，流大汗，奖金制度冒了一阵烟后，又疲软了，
怎样才能把一线职工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只有实行了计件工资加奖金的办法。这一下子，矿工才真正冒火了，魂也招回了，真正甩开膀子加油干，挣钱了。
三级工一班的工资是1.7元，外加0.7元的入坑费，夜班加0.2元的夜班费，所有的费用加起来一月开60多元。淄博矿务局井深、水大、瓦斯超限、煤里含硫高、煤层薄、用不上机械，上班就是抡大锨、扒扒子、推矿车、打眼，其苦无比。
肖德长看准了，经过测算基数，个别试点，就在全局推开了计件工资。新老工人、伤残工人都有保底工资，在掘进迎头、掌子面上的强壮工人干多多挣、干少少挣，本来就是月月几十张的人民币，成了厚厚的一大把，多的达到了200多元，少的也有70多元。
藏于职工群众中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一下发挥了出来，成了巨大能量。原来各矿为了完成原煤生产任务，动员、宣传干部下井创高产，但奏效不大，而这个计件工资试行，原煤生产一个劲直线上升。
那时，寨里煤矿二井还在生产，刚实行计件工资，一个叫李桓荣的掘进小组干疯了。
一天24个小时，3个班都要在井下干上8小时，走在路上的时间不算。比如上早班，工人要提前1个小时至2个小时到区队会议室学习，结束后到职工食堂吃饭，吃完饭马上换工作服、领矿灯，坐上人车1分钟内到达井下，穿着大胶鞋迈开大步如飞，一鼓作气走上10多公里，才到达掘进迎头。到了掘进迎头，才开始工作的8小时。
矿工一到掘进头，就像进了战场，一场殊死战斗开始了。两个人打眼，两个人准备车皮、两个人准备架棚用的木料，还有两个人忙活一些杂活，没有一个人闲着。
单说那这迎头上，头上有瓢泼大雨似的淋水，脚底下有300公分深的铺水，风钻像机枪一样吼叫，震得人的耳什么也听不见。至少要1小时才打完眼，紧接着装炮药，三下五除二，矿工们恨不能立即就干完。装好了炮，一家人就躲进了最近的躲避所，一摁放炮器，震得人的心脏就像停摆了。
巷道全是炮烟，这种烟是有毒的，可矿工不等烟散出，就脱下工作服上下呼打，用包炮药的炮纸呼打，好歹能看见底板了，一大堆石头堆在跟前，马上架上钢板，两人扒扒子，两人抡大锨。大锨像大箥箕，上百斤重的大石头，一锨就进了矿车。
矿工特别能战斗，但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不是说着玩的，那是如同铁人一般的能干。
2个小时、3个小时，就把一大堆煤和石头运出了大巷。紧接着，又是一轮打眼放炮。风钻“嘟嘟”的吼一阵儿，大锨又如同扒装机，2个小时就把一大堆石头装完。
如此三四个回合，又是架棚又是抽水，直到干足了8小时。如果是全岩，顶多能进3——4米洞子，才能挣到150——200多元。矿工们说，往老婆跟前一扔，那才叫“有脸”。
为了多挣钱，8小时后要交接班。淄博矿务局的煤层薄，用不上机械，就是量进尺也是千百年来的老办法，在洞子顶打上一个眼，打上一个木橛子，叫“鸡腚”，挂上米尺往迎头上拉，恨不能把米尺拉断，差一分也要用镐刨刨，兄弟、父子也不让，经常打架、骂娘。总而言之，矿工的工资一下提高了，为了那100多元，拼上了老命。
这不是什么说教能做到的，只有实实在在的实惠，才把矿工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后来，矿上发明了让矿工吃大席的办法，给职工鼓劲。只要矿工往食堂交一元钱，上井后，有酒、有肉、有鱼。
17、激活
矿工多数不惜力气，只要挣钱，就可以拼命。但这些矿工拼得有些人受不了：“干工作就像上战场，累死人！”
小郑是个普通矿工。也是一个享受不了的矿山艰苦的人，是身体的原因，还是懒惯了，不得而知。
经常下矿调研的肖德长，发现小郑也爱钱，但他不想出力。
实行计件工资，小郑就骂娘了：“这是干工作，还是玩命！这个干法，不如喝老鼠药。”
小郑想打退堂鼓，又羡慕大伙在挣钱。
小郑很无奈，下井就装“日本人”（装傻卖呆）。累了，就主动去要风，借此钻到变压器房或老洞里睡大觉。掘进工作面上急着找他，找不着。找着了，他跟人吵架。他力气不小，有时还能把别人打一顿。
时间一长，掘进小组宣布驱逐他的“组籍”。这下，他来了麻烦。
他连续被被几个掘进小组驱逐之后，就没人要了。
晚上8.30，夜班的班前会开始了。
工人们纷纷敲打着饭碗和饭盒进了区队会议室，坐在了区队的连椅上。区队支部书记或是值班的队长就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开始领着读报学习。
矿工心里光想挣钱，不愿听书记或队长讲他自己也不懂的什么辩证法、唯物主义，敲得饭碗乱响。接着，书记和队长就说井下的工程哪里不合格，哪里没有电铃。小郑像没听见，就是等队长安排他进哪个小组，把一班的钱挣起来，好养家糊口。
小郑等了半天，还是没人要。原来，分配工作不是由队长或书记或班长安排，而是由组长挑人，组长爱挑哪一个就挑哪一个，挑着就领走。组长挑的是顺手的，经常在一起干活的，不是小郑一样的懒汉。
最后，组长们挑来挑去，留下的是小郑等一帮懒汉和几个年老体衰的老工人，还有工资级别特别高的邢福厚等人。
工资级别高的工人，为什么组长不愿要？因计件工资仍保留基本工资，挣多了后才按比例分成。
下井的都走了，就留下了“弱势群体”。
肖德长认为，他们都有代表性，是弱势群体，搞计件工资必须兼顾公平。
“弱势群体”们明白，他们像被改革的大潮推到了干岸上，眼看就要被太阳晒成了干鱼。
经过局党委认真研究，后来就产生了内部市场。弱势群体进入辅助单位，采煤区队是龙头，买辅助单位的服务。
党支部书记和区队长商量，把级别高的邢福厚等人安排了铁路木匠、送料、打扫卫生。过去大家抢邢福厚等人干的活，现在没人想干，也只有邢福厚等人干了。
小郑几经周折，终于加入了出大力、流大汗、吃大餐的行列。
18、民选
井下一线职工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作为一线的管理者——区队干部，还是拿着高工资、混天过日子。怎样把区队长的社会主义劳动种极性调动起来，就是实行民主选举区队长，打破“铁交椅”，让有管理能力的人走上领导岗位！
这样的改革，就是立“土台子”，封“韩信”大将军。
肖德长又走了一步险棋。
千百年来，人们视官如命，能上不能下。只要当了一个小萝卜头，怎肯一旦被选下？肖德长为调动井下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拼着挨骂，也走这一步。
I984年5月底，淄博矿务局民主选举区队长的消息传到了双沟煤矿采煤三队。
矿工们在井下、家中、宿舍中，议论纷纷。都以为，这不是真的，干部就是干部，工人就是工人，不会工人成了干部。
苏队长听到民主选举区队长时，心里就像十八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老苏觉得，民主选举区队长，自己非落选不可。因为，他上班不正常，仅在出勤这一项上，自己就不够一名合格的区队长。
他有思想准备，也报有一定的幻想。比如，自己是一名国家干部，是上级盖了大印任命的，不可能被选下来，上级不可能让自己抡了大锨。再说，平常自己不上班，都是因妻子有腰腿痛病和二小子有皮肤病才请假的，领导是知道的，也不属于无故欠勤之类。
这天晚上，老苏不该下井，却悄悄换了工作服，下了井。他跟在上夜班的工人之后，想听听工人们怎么说，自己心里有个底。
老苏跟在工人之后，走了一段路，发现前边工人们跟着班长老魏，正在议论民主选举区队长。
“魏班长，这次民主选举区队长，搞不好能选上你。你当了队长，可别忘了咱兄弟们。”一个工人说。
班长老魏坚定地否认说：“别胡说了，你能相信肖德长搞这个民主选举区队长？咱们工人就是干活的，当上区队长的人有各种理由，反正我没有任何理由。官场就是官场，千百年来就是一个样。不管哪一个成了区队长，我都听他安排。我不相信俺的祖坟里能冒青烟，选举是闹形式。”
老苏听到这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心。
这一日，让老苏害怕的民主选举终于开始了。三个班的工人，一齐到了区队会议室。工人们绝大多数感到无关痛痒，干部们却害了怕。
矿工会主席主持民主选举区队长，也早早地和井上、矿上的干部坐在了区队会议室。而平时坐在主席台前头的4个区队长（包括一名党支部书记），都和工人一起坐在了台下的连椅上。他们神色庄重，如临大敌。
他们在选举前，已经不是区队长了，身份就是一名普通工人。
老苏走进会议室时，见工人们对他的眼光很冷漠。甚至有的工人嘴角挂着嘲笑的神气。他看看区队的几个同僚，个个目光呆滞，像遭瘟的鸡。
老苏没向谁打招呼，就坐下了。坐下后，无意向工会主席和矿上的干部看了一眼，什么表情也没看出来，心里到时候不是个滋味。
矿工会主席宣布民主选举区队长开始，并讲到：“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来了。工人可以成为区队长，区队长也可以下去当工人。工人和区队长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只是在工作上分工不同。你有能力可以干区队长，你没能力，就是在区队长的位上也会被大家选下来。”
老苏一下子低了头。心里祷告，千万别选下自己，一旦选下的话，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他知道，这次民主选举区队长，绝不是走过场。
100多张选票都拿在了工会主席手中。老苏和3个区队长的命运也在工会主席的手中了。老苏不知那100多张选票有多重，如果能看一眼的话，他一定跑上去，先睹为快。
工会主席叫了一个人记票，这个工人就在黑板上写“正”字，工会主席就亲自唱票。随着工会主席唱票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老苏的心里都是一惊。工会主席越往下唱，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班长老魏名字下的“正”字多了，3个区队长的“正”字还不如老魏多，而他自己就是有很少的几个“正”字。他的心神飘乎起来，像掉进了深渊。
民主选举区队长唱完票，也彻底宣布，改革把老苏摔出了区队长的行列。他彻底落选，老魏脱颖而出，代替了他。
掌声，全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封将
肖德长在井下玩真的，还不罢休，井下干部工人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地面上的基层干部还在吃平安饭。他又想出了一招——招标承包经营。
肖德长以为，现行的人事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全局长期面临3大问题：一是没有一种机制让年轻人脱颖而出。二是在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三是在台上的干部坐着“铁椅子”，求平稳，没有干事创业的劲头。只有引入竞争机制，才能完善经营承包。
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进入市场，对矿、厂承包达到责任到底，必须通过竞争，才能打破“一对一”的谈判格局，选出合格的经营者。
这样，既密切了经营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使职工增强了凝聚力。这样的承包经营，就是刘邦立“土台子”，封韩信大将军。你是大将军，就要立下军令状，完不成承包指标，集体下岗。
井下的内部市场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局收购矿上的煤，矿上收购井上的煤，井上收购区队的煤。一级级收购，上下级成了买卖关系，上下级成了服务被服务的关系。市场一下改变了一切。承包责任制形成。
夏庄煤矿医院，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从旧的、左的、僵化的方式中解脱出来，管理体制不合理，不配套。卫生科只管财权，不管用人权，医院领导只管用人权，不管财权，科院职责不明，互相扯皮，致使工作漏洞多，办事效率低，1987 年亏损11万元，医院不能正常工作，职工怨声载道，只能公开招标承包。
当夏庄矿有关人员拿着一张招贤榜——招标启事，来局里请示时，肖德长作为局长，他的回答是：“你们大胆地把它贴出去，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有了事我负责！”
就这样，第一张招标启事贴了出去，拉开了引入竞争机制的序幕。
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夏庄矿医院内外，有些人跃跃欲试。有些人在观望，有些人暗中抵制。
作为全局的第一个招标竞争的试点单位，在局、矿领导的关注下，答辩会如期召开。
所有的投标人，除了原科、院的5名领导外，还有一名内科组长，一名外科大夫，一名基层卫生所大夫。
1988年1月26日——27日，9名投标人按抽签顺序进行了投标答辩。经评审委员会宣布标的后，又经医院职工民意测验，评审委员会无记名投票，内科组长毛振芳中标。
毛振芳很年轻，医科大学毕业，平时鲜为人知。1987年以来，夏庄矿医院遇到的急难病人，一般都转院。毛振芳任内科组长期间，敢担风险，首次用矿上的设备治疗一名心脏病急难患者，获得了成功。整整一年，他先后治疗了几十名急难患者，群众说，“小毛是内行，有闯劲，用这样的人才，才能领导医院这个特殊行业。”
毛振芳中标后，被聘为矿上的卫生科长、医院院长，承包了矿医院。然而，他中标后并非一帆风顺，有人攻击他是官迷，想方设法为他设置障碍。
这个矿医院招标承包，局里一些单位也在招标承包，但进度很慢。肖德长为了尽快让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进入市场，向全体职工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自1988年1月1日起，所有搞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的地面单位，都要引入竞争机制。
本局所属职工，不管是谁，人人都有参与竞争的权利和资格，不分干部工人，井上井下，采掘辅助，你只要有本事，你的承包方案得到专家认可、群众认可、组织认可，你就可以当一路 “诸侯”。
对于参与投标者，主要看管理经营的才能。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对投标者评头品足，无理阻挠。更不能从个人私利出发，排挤、打压他人，否则要严肃处理。凡是积极参与投标者，以实际行动投入改革，要给予表扬，给予支持，给予宣传。
这是一种新型的选官用官方式，是在改革中产生的，也是先进的！就是让“韩信”挑大梁。
肖德长大张旗鼓地号召竞争，并为投标者撑腰，就是让优秀人才走上领导岗位，不能被平白无故埋没。
20、寻找
“存在不可能，撤销不心痛，早转是俊杰，干啥都适应。”这首打油诗出自一个政工干部之手。
1987年，众多的政工干部都在寻找自我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双沟煤矿宣传科长韩兴豹，在双沟矿服务公司承包时，同梁学亮等人中标，承包了这个单位，揭开了人生的新一页。
劳动服务公司共9个小单位，包括商店、饭店、碱厂、蔬菜公司、煤场。这几个单位无一不亏损。梁学亮和韩兴豹对下属单位进行了层层承包，很快就收到了较好的效益。为了搞活经济，他们捕捉到了一个信息，企业可以成立城市信用银行。
韩兴豹对梁学亮说：“这城市信用银行办成了，可是一本万利的事。这本哪里来？”
梁学亮40来岁，是采购员出身，见多识广，粗中有细。1987年他承包煤厂，半年获利45万元。他听了老韩的话，一琢磨，问：“咱办银行，要多少本？”
“总得四五十万吧。”
“我试试。”
经过一番周折，市银行支持了100万作本，矿长谭延恒听了大吃一惊：“梁疯子真有办法！”
韩兴豹也不赖，有了本，发挥自己的专长，召开新闻发布会，大喊大叫，顾客闻风而至，买卖好一派兴旺。不过，银行是国家的，企业办银行，还是不合规。后来就出了问题。
21、人才
人才遍地都是，慧眼才能发现。
局工会文化宫招标启示一贴出，便惊动了一个教书匠。他叫邱建明，25岁，大学毕业，是局一中的语文教师，也是教研组的组长。他坚信，局长知人识人，天生我才必有用。
小邱在学校是高材生，当了教师进步很快，成了学校语文教学的骨干力量。但他不满足，立志为社会做一番贡献。他认为，矿区文化宫是矿工生活的文化中心，矿工们在地下作业不容易，搞好矿区文化，很有必要，也大有作为。于是，他向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投标请求。
学校的领导不舍得小伙子跳槽，但考虑肖德长有言在先：人人都要参与竞争，任何人不得阻挡投标者。也只好让他去了。
邱建明对文化宫的工作进行了科学分析，从商业经济、文化发展、矿区环境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开答辩会这天，邱建明发现，参加投标答辩的都是矿区工会的人，唯有自己是“局外人”。但他没有怯场，从容进行了答辩演说。
答辩之后，他不知会不会中标，就回学校教书去了。过了些日子，学校领导已忘了他去投标的事，却突然接到了邱建明中标的通知，吃了一惊。
邱建明停薪留职离开了学校，担任了文化宫主任，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全局通过半年的招标承包大竞争，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据统计，全局先后有160个矿、厂、科级单位设了答辩会，1000多名干部和工人参加了升官“比赛”，37名干部是从工人中竞争出来的，74名原任干部落标被淘汰。在这里，真正打烂了 “铁饭碗”，搬掉了干部的“铁椅子”。
招标答辩承包，是肖德长想出来的，也是天下第一人！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前的干部准备，也是一次全局干部的大换血。
22、换血
1985年7月，骄阳如火。从7月24日开始，肖德长和分管干部的领导，同全局13个单位的17名即将退居二线的老干部进行了逐一谈话。这是局内上层竞争上岗，也为企业进入市场进行的组织准备。
肖德长知道，一个“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来临了，企业必须走进市场。干部是决定的因素。
上级明文规定，领导班子要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必须各矿的主要领导换成一批敢干、敢闯、有文化知识的年轻人。这样以来，一些老干部就要让出位子。
肖德长从小受尽苦难，敢干、敢闯、敢为人先，进行这样的干部大换血，也只有他能想出来。他想出来了，就敢干，不管有多少风险，也在所不辞。
局党委研究决定，各矿厂凡是没有学历，年龄超过50岁的老干部一律刷下去。如果是提拔，被谈话的人和被约谈的人都皆大欢喜。如果是让人下台，权力丢失，被约谈的肯定受不了，因为，官帽这种东西，不知是什么东西，人一旦得到，就想戴上一整辈子，永远也不想摘下来。
肖德长来到了西河煤矿。西河煤矿的党委书记陈法明迎了出来。
西河煤矿的党委书记陈法明将是被刷下来的老干部之一。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不符合局组织部门的要求，文化水平低，年龄超过50岁，必须退居二线。
陈法明看到肖德长，以为准是来检查工作的。所以，肖德长进了接待室，他就开始汇报工作。
“肖书记，最近我们矿的采掘失调问题，已彻底调整过来。原煤产量从这几个月看，都很稳定。你看不看报表？喂，秘书，请把这几个月各井的报表找一份来，请肖书记看一下。”
这时的党委书记还是“党政”一把抓，所以，陈法明汇报工作先汇报安全生产，安全生产中，国家的原煤生产任务又是第一位的。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肖德长根本就没听到陈法明的汇报，心里很难受。他看到陈法明的工作热情这么高，将心比心，真不想让陈法明退居二线。
肖德长知道，陈法明从寨里煤矿来到了西河煤矿担任一把手，做了大量工作，像他说的采掘比例失调问题，也是肖德长想解决的大问题。采掘失调，就是掘进和采煤面失调，不是洞子打多了，就是采煤工作面建多了。这类问题，是生产的宏观问题，只有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才能处理得得心应手。
老肖就想了，陈法明才50岁，再干5年问题不大。可又想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未必就不如老陈，既然上级要求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自己就不能心软。
肖德长也是感情很丰富的人，体谅老陈心中的想法，觉得一下说出让老陈下台的话，真是说不出口。他沉默了，皱起眉头，很不高兴的样子。
秘书匆匆找来了报表，递给了他们的领导陈法明。陈法明心里觉得工作成绩突出，在局党委书记、局长面前有脸，兴奋地翻了一下报表，非常自信地说：
“肖书记，你看，咱西河矿的原煤生产任务，这个月超了不少。如果照这个进度发展，估计下个月还能超不少。”
肖德长无言以对。心里想，“老黄忠”还能吃“一斗”饭，拉的弓能穿石，就是换上“关兴”、“张豹”，也不一定能行。他又想起小人画上“老黄忠”横刀立马，同时也想起年轻的“关兴”和“张豹”独挡一面，他下了一点狠心：“唉，你陈法明就是横刀立马的老黄忠，在西河矿立下了汗马功劳，矿务局的领导和西河矿的职工群众都是心中有数的。”
陈法明最怕领导“表扬”，一下愣怔了眼。心里话，肖书记怎么说这个话，是不是不用我了？他也看着肖德长的脸，一时沉默了。
老陈很敏感，立马就不让肖德长说下去了：“肖书记，不敢当。我总要向你汇报呀！我就是不愿领导说我好。趁这几年我还精力旺，多干些工作。哈哈，当初，我在寨里矿干副书记，你去洗澡，让我来西河，我既然来了，能不出力吗？还是你把我送来西河的，哈哈......”
老陈想起被肖德长起用，放到了重要工作岗位，有知遇之恩。
“唉，老陈啊，老陈！”肖德长再也不想瞒下去，心里太难受了，心里话，你就是老黄忠，也得听从上级的话，退居二线不全是我的主意，得罪了！他很严肃地说：“我直接说吧，也别转圈子了。最近，局党委为了做好第二批整党准备工作，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步伐。上级要求，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水平和专业结构要符合上级提出的‘四化’要求。经局党委研究，你是这次被调整下来的干部之一。今天我和干部处、组织部的同志专程来西河矿，就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
“原来是这！”陈法明的头顶响了个炸雷，震得他像休克了。
自7月24日到7月28日，肖德长走到哪里，哪里就刮起台风。他跟13个单位的102名新老干部谈了话。这就是震动淄博矿务局的“857”班子大换血。也是对官本位的一次部击。
23、组合
这是指劳动组织的组合，是领导艺术，也是拳头力量的形成。
肖德长越是年龄增长，越是工作经验娴熟，改革的主意一个接一个。无论怎么改，都是朝市场经济的方向走，朝有经济效益的路上引，永远不忘共产党人的根本——职工群众的利益。
肖德长在改革中又产生了一招，劳动组织优化组合，会产生意外的能量。
奇迹出现了，100多人才能运转的采煤队，由9个人优化组合也能干。这9个人，就是9个普通的小伙子，令人咋舌、惊讶、怀疑，但改革就是做前人没做过的事，什么奇迹也能出现。
有人不相信：“吹牛吧，这帮浑小子。”
在有人怀疑时，这9个人组成的采煤队已被上级命名为采煤二队。
他们9个人中，有电工、回柱工、钻工、安全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且，这9个人中，有先进青年，也有坐过班房的浪子，有的老实得像榆木疙瘩的，也有的是谁也驾驭不了的烈马，有闲不住的勤人，也有“超级懒熊头子”。
他们这些复杂人员是怎样组合起来的？
寨里煤矿下马了，大部分工人调到了新建的南定煤矿。留下的是老弱病残、调皮捣蛋的和不愿去南定煤矿的，归属北大井劳动服务公司管。这9个人原是没病没灾，不少胳膊不少腿，掺杂在众多的老弱病残工人中特别显眼。他们一开始，在大院里晃来晃去，后来就感到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讽刺话、俏皮话都冲他们来了，他们成了众矢之的。各人心里有了一肚子怨气：“此处不养爷，咱干就干出个人样来！”他们也有自尊、自重、自爱，一下子像团结成了一个人，扯出了一面采煤队的大旗。
他们斗胆立下“军令状”，决心做到安全生产，日产60吨原煤。
他们是自由组合，言出必行。他们几个人到了采煤工作面，指挥者也是劳动者，大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在乎，打眼的抱起电煤钻，电煤钻钻煤炭就像筷子往豆腐里插。
整个采煤掌子面，煤尘四散，抖9条汉子一身威风。其余的人拉柱，回柱，做准备工作。炮一响，攉煤的挥动大锨，一鼓作气攉出60吨以上。一个月内，他们居然不打架，不吵嘴，杜绝了轻伤以上事故，出了1000多吨煤。
说风凉话的服了，竖起了大拇指。
肖德长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人，擅于总结推广群众中的好做法。优化组合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经他分析和推广，就成了改革。
在劳动组织中“强强”组合，能发挥群体的力量：在群体经营中优化组合，就能挖掘群体的智慧和力量。
1988年7月12日，双沟矿一个采煤队的党支部书记王焕利正在家里“垒巢”，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让他立即回队。霎时，他出了一头汗，心里打鼓：这几个月全队欠产3000多吨，可不能又出了安全事故。他急急匆匆回到队里，才知道肖德长抓“优合组合”试点，认准了他们队。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身为党支部书记的王焕利一下感到了压力沉重。矿上测算基数之后，包产量，包质量，包安全，包思想政治工作。他沉默了几天，最后用淄博土话向上边说：“捣鼓（干）。”
于是，他既当队长又兼书记，承包了采煤三队。
他杀下身子拉车，可是，一旁拉偏套的不“捣鼓”。班长李滋生、李向勇等不说不愿承包，就是吃了饭到山上的宿舍里打扑克。
肖德长得知这一情况，知道问题的根子是思想政治工作没做到家，他们没有很好地优化组合。
别看王焕利年轻，做思想政治工作也有年头了。他苦口婆心跟班长们上山打扑克，一边打一边讲群体经营的好处，终于把几位班长说动了心。
班长李滋生冲王焕利说：“王队长，实行群体经营，咱可心里没有底。你看看，连续几年有多少天达到了咱队如今承包的产量数字2万吨？”
王焕利认真分析了客观情况，不是含含糊糊，而是胸有成竹。几位班长还是不大相信，但还是挑头承包了各班。
层层承包，一直承包到个人之后，实行群体经营就要交风险抵押金。队长交500元，班长交300元，但在工人中又炸了窝。有的工人说，咱交上这100元的风险抵押金，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返。一旦完不成任务，或是出了事故，统统白搭上。
王焕利在班前会上拍着胸脯说：“大家信任我王焕利，就走着瞧，风险抵押金不仅不会丢了，反而会加倍回到大家的手中。什么叫经济管理手段，这就是。相信会使大家工作的热情更高。”
后来，风险抵押金成为了职工的存钱，有利息。
原来班长的职责是分配工作、抓安全，肖德长决定，变为班长的职责同产量和工程实施脱钩，只抓安全。过去以煤计资，改为以效率计资，当班的工资当班知。这在淄博矿区机械化程度差的生产条件下，是一种管理进步。
班长的工资、风险抵押金、奖金同效率联系，完全形成了现代管理学中的“系统化”。直到现在，淄矿集团还沿袭班长管理安全的经验。
一个月后，采三队“强强”式组合，工程质量达标，安全无事故，共产原煤3万多吨。超产10000多吨。工人的工资破天荒达到了800多元。
王焕利又琢磨，如何保持全队经营后的好势头，关键是抓好管理工作。
管理早不是过去的“人治”，而是由众多的奖罚制度所代替。这就是经济管理的经济扛杆作用。
王焕利感到，一个小区队干部要管好100多人，使一个群体凝成一股打不垮的力量，光靠制度、风险抵押金等现代经济管理手段还不够，过去一些好的传统管理办法也要坚持。职工病了，他上门看望。有人心里结了疙瘩，他以理去解。有人有了生活困难，他慷慨解囊。这就是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时时刻刻离不了。职工中有人犯了错误，讲求一个“透明度”，公开、民主化处理。
一个老工人看镏子，一时迷糊睡着了，铁镏子被采煤面的煤压住了，开不动，影响了6个小时生产，工人收入降低。这时王焕利让全班讨论，争取了大家的意见，仅仅罚了老工人100元，让人人口服心服。由于大家心齐，哪个班也不甘落后，你出了500吨，我就出600吨，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劳动竞赛。
采煤三队从7月20日承包，已经5个月了，除有一个月减产，其余4个月均产10000吨以上。矿上给他们发了奖，总结了经验，报给了肖德长。
肖德长总结双沟矿王焕利队的集体经营经验，让宣传部大力宣传。
24、军令
军令，在企业管理中，大有用处。你承包一个单位，你就成了韩信，你就不能再腰里挎着刀、靠漂母吃饭，完不成任务，就要负其责任！
1987 年前，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肖德长先后进了一系列的改革。调动了井下区队干部和工人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但矿、厂长、处室干部却没动大手术。
肖德长看到，他们还端着“铁饭碗”，坐着“铁椅子”。经过一系列改革，效益提高了，干部就发“双补贴”、双奖金，严重影响了工人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肖德长琢磨，怎样才能调动起矿、厂长、处室干部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集团承包责任制。让矿、厂长、处室干部有压力。
1950年，我们国家的企业推行了苏联的“一长制”，1956年推行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1964年党委包揽一切，1986年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如今似乎又要实行“一长制”。肖德长从历史中反思，觉得不管什么制，总要有人负责。打破官本位，让能人上台，就要立下军令状！
5月，局党委决定在洪山煤矿试点。局承包集团与洪山矿“一对一”谈判，就是肖德长与洪山煤矿的承包组长夏道奎“讨价还价”，协商完成各项承包指标。
肖德长大手一挥，张口就是：“洪山矿3年承包，超产原煤32万吨，节约亏损指标500万元。”
老夏不怕得罪肖局长，用他那四川话说：“局里不给权，咱就硬是拿不出炭和钱。”
肖局长早胸有成竹：“局下放用工、提干、销售超产煤等10项权力。”
老夏笑眯眯地又说：“那个——采掘一线工人严重不足，咋个办？”
肖德长早有考虑：“现在招工难，引入农民包工队。”
于是，洪山煤矿承包集团小组成立，并且在白纸上写黑字，立下了准备下台、受罚的“军令状”。
后来，全局都进行了承包。煤炭部也对矿务局进行承包。承包，就是当官有了底线，完不成任务就下台。肖德长也放下了党委书记的职务，一心干局长。反正太平官没有了，完不成任务，明文规定，不再安排到别的单位当官。
25、福利
清晨4点钟，肖德长就睡不着了。他总是在这个时候起身读报，这是他的习惯。
肖德长一看当天的报纸，发现一条医药费改革的消息。便想到，局机关公费医疗一年亏损66万元，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如果不改变医疗收费制度，企业会被这个包袱压垮。吃政策性亏损指标的日子再也没有了，无论什么事都要进入市场。
他改革改上了瘾。
天刚刚放亮，他拿着报纸到了卫生处。谢连祯处长刚到办公室，肖德长二话没说，就递给他了那份医疗费改革的报纸，说：“你看看，人家的这个办法好不好。”
谢处长一目十行读完这则消息，不仅赏识别的单位在医疗费改革方面的经验，也十分佩服肖局长的思想敏锐。他知道，机关一些人到医院拿药，拿着就走，一人在职，全家吃药，且是吃不了就扔，造成极大浪费。他还知道，10年动乱结束，万事待兴，肖德长改革入了迷，一定是医疗改革上有了新主意，自己必须跟上领导的节奏。
卫生处参照人家的经验拿方案，照肖局长的指示去操作，马不停蹄。
医疗费改革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在机关干部职工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件事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使每个人的神经都变得特别敏感。为此，肖德长组织民主对话。职工反应的焦点是，应该把职业病、工伤、工龄长短加以区分，由不收费到不同程度地收费取药。
通过局改革办公室、卫生处、医院的共同协商、研究，制定了“双处方”制度，一张留医院财务，一张就诊者拿着去卫生处报销药费。
药费报销，分4个等级：10年工龄以下的报销80%。10年工龄以上的报销85%、90%、100%。这一招果然灵，一个月内机关医疗费就节约了10000多元，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有的职工嫌麻烦，如果不麻烦，拿药就浪费。有了这个麻烦，个人掏钱就不像不掏钱时那么顺当了。
不掏钱不麻烦，拿了很贵的药也不知价，也不珍惜，一旦花上钱，就掂掂药物的轻重了。
26、经营
市场经济开始，就有了“经营”二字。过去吃煤炭部的政策性亏损补贴，企业生产谈不上经营。
淄博矿务局是煤炭生产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品单一，主要是生产煤炭。随着一些矿井萎缩下马，富余人员越来越多。产品单一和富余人员多，成为企业难以解决的矛盾。
这一矛盾又带来了其它矛盾，比如矿工子女就业难，劳保病保多，企业负担重等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肖德长以变应变，逐步实现了经营战略上的转移。在发展煤炭生产为主的前提下，除完成国家原煤生产计划，号召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当时，肖德长大会讲，小会开，让机关各处室也参与。先后全局成立了10个服务公司、5个服务社、311生产经营网点，初步形成了生产机电配件、小型设备、小型铸件、水泥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建筑材料、基建安装、商业饮食等10余个系列，从业人员达8000人，年总收入500万元，利润200万元，年人均产值4000元，人均收入1.1万余元。
肖德长作为集团的承包人，把多种经营当成了企业生存的一条腿来抓，新上大项目10个，其中超大型的3个：与淄川区煤炭局联营在洪山发电厂新上6000KW机组一台，局水泥厂扩建，由年产6万吨提高到了12万吨以上。开采铝矾土，投资4500万元，实现利润150万元。还有7个集体经营项目：西河矿制氧厂、地毯厂，龙泉矿的干洗店、北大井劳动服务公司、煤渣砖厂的扩建和改进、水泥厂的民用小五金厂、浮印大理石厂、局机关蓄电池厂。以上项目共投资138.6万元，获利83万元。
27、思想
数万名职工，在淄博矿务局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矿洞顶上有淋水，下有铺水，用不上机械，在不到半米的矿洞里攉煤，在全石头的洞中打洞子，能够同舟共济、共担风险，其凝聚力在哪里？
重要的一条，就是淄博矿务局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淄博矿务局是全国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肖德长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集团承包后，他更加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以为，思想领域的事关系重大，精神支柱何时何地也不能少，共产党人的信仰不能丢。没有信仰就不能跟党走。
实行局矿长承包制后，肖德长根据工作实际，对以往的政治思想工作也进行了改革。
改革就是去旧换新，去僵化为流动。他以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键是“加强”和“改造”4个字 。他总是有办法，总是有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改造，在新的探索中加强。在他的安排下，局里有一名副局长主管政工，并且把宣传部改成了宣传处，提法不一，政工的主管成了行政负责。宣传处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管部门。
各矿的党委书记都兼政治思想工作副矿长，区队思想政治工作不归党支部书记管，归区队长领导。党支部书记也兼任政治思想工作副队长。
体制理顺建立之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相应地改变。肖德长从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大量的“疏导”工作。就像大禹治水，不堵，进行疏导。改革的年代，各种思想非常活跃，面对开放、搞活的政策，一些旧思想和共产党人的信仰缺失问题摆在了肖德长面前，他努力把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发展商品经济、尽最大可能地统一到解放生产力上来。
1986年初，实行住宅商品化时，大部分职工热烈拥护，但也触及了部分人的利益，有的还联名向煤炭部写控告信。肖德长不动揺，先后10多次讲改革的形势，实行商品房这一改革的重大意义。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局里专门成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到实际工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格局。这个新格局是由新观念、新体制、新机构、新方法构成的，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适应了改革的新形势。
改革搞活的10年，是淄博矿务局抗击风浪、稳定行驶的10年。也是一个资源基本上被外强掠夺一空的老煤炭企业走进市场，翻身的10年。
如果没有肖德长率先全局改革，解放生产力，很可能出现全局整体破产、全员集体下岗的风险。东北一个矿务局就到了那个地步。肖德长说，职工没饭吃，没活干，领导是要负历史责任的。这就是担当。
自从肖德长代表淄博矿务局和煤炭部签订3年承包合同，全局6万多名职工同舟共济，奋力苦干，全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28、房子
从1985年12月开始，从事井下10年以上的矿工开始了家属农转非。喜则喜矣，忧从中来。众多的人口从农村来到了矿区，住房成了燃眉之急。
告急，房子！各种信号传到了肖德长耳朵里。他在一次局干部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设想。并且，组织班子在矿区试点。
房子成了矿区人们的头痛事。于是，春节期间亲朋好友相聚，总谈论这个话题。谈论之余，必然涉及住房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各种说法都有。
肖德长平常很注意处理职工群众的来信。职工群众的来信，像天上的雁飞来飞去。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阅读，不厌其烦地帮助职工解决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
春节刚过，从岭子煤矿飞来了一封为了住房改革的职工来信。
肖书记：
本不想打扰你过节，可我们实在等不下去了。就是岭子矿新盖的房子到现在也不分，就是分，也分不到俺工人的名下。但是，我们听说局里住房有新章程，就是交钱住房，可我们矿上到现在也不传达。我们这些住房紧张的工人，多么希望交两个钱，改善一下住房，可年年分的是“干部楼”。前年盖的3栋楼，大小干部都搬进去了，去年盖的两栋已完工，听说又是“干部楼”，是前年搬了楼的又搬楼，就是没有俺工人的份！
肖书记，在你的领导下，我们工人随着党的好政策有了点钱，生活有了提高，希望住房得到改善，可都成了泡影。我们愿交钱住房，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交钱买房，有钱再盖房，再交钱买房。请肖书记给我们一个话，别再“谁当官谁住新房”了，好政策给执行得“瞎”（错）了。
肖德长接到这封群众来信，引起高度重视。他在局党委办的内部参考《情况参考》上转发了这封群众来信，作了批示。接着，他到了岭子矿，想同矿上的领导谈谈，尽快向职工卖房。
他刚下车，碰上了一个妇女叫吕焕英。她丈夫曾是埠村矿的保卫科长，因公车祸死亡。吕焕英是一个寡妇，拉着一儿一女，本人没有正式工作，在矿服务公司干临时工，日子过得很艰难。
肖德长每次到岭子矿，如果遇到吕焕英就问：“刘大嫂（她丈夫姓刘），你有困难吗？”
吕焕英是个要强的女人，不愿给大领导找麻烦，总是说：“肖书记，俺没有困难。”
吕焕英这次又碰到肖德长，可真有困难了。
她多次找矿领导，就是为她租住的房子单门独户，离矿区远，有人欺负她。后来孩子大了，20来平方也住不过来，但找矿领导磨破鞋也解决不了问题。加上，岭子煤矿又盖了两座楼，职工都红了眼，矿上就是迟迟不卖。吕焕英也急了，很想交钱买房，领导答应得很好，但她心里没有底。
她一见肖德长，真想说这事。
肖德长老远就向吕焕英打招呼：“刘大嫂，你身体好吧，生活上有困难吗？”
“身体还好。唉……！”吕焕英唉声叹气，就想提起住房的事，让肖德长给垫上句话。但又想，既然矿上领导答应了，还说什么。她心里的话到了嘴头又咽下去了。心里话，别给肖书记添麻烦了。
她笑说：“肖书记，感谢你，如今俺孩子都大了，这几天矿领导又答应卖给房子，俺没困难。”
“好好好！”肖德长说着走了。
吕焕英站在路上，待了很久很久，想起丈夫死后自己的艰难日子，眼里直想掉泪，但想想矿上的领导这么关心自己，心里又感激得不得了。心说，如果今次能分上房子，就再也没有愁事了。
吕焕英太自信了。岭子矿在住房问题上的不正之风由来已久，群众与领导之间的矛盾尖锐，新盖的两栋楼成为矛盾的焦点，似乎两座新楼是两个炸药库，弄不好马上就爆炸了。谁也想买房，但没有明确的卖房条条框框，老百姓有钱也买不来房。
肖德长与岭子煤矿的领导谈了两座楼的卖房意见，岭子矿的领导也谈了他们卖房的处理意见。肖德长听起来是合理的，建议他们召开职工大会公布，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
结果，职工大会召开了，但是房子仍然成了关系楼、“干部楼”。埋下的炸药一下点燃了。
职工代表大会刚结束，30多位住房困难户不约而同地涌进了矿机关办公大楼，他们嚷成一片，领导干部无法回答。
吕焕英也在内，对矿领导诉说买房买不成的经过，现在的困难一大堆，两眼泪汪汪。但是，她的诉说没有什么作用，只好大吵大闹，甚至不顾一切。
矿领导仍维持原卖房方案。以为通过了职代会，就写进了法典。
吕焕英回家了，天也黑了，突然儿子从外边回来说：“娘，不好了，一些人抢占商品房去了。咱也去占上一套。过去咱矿发生过哄抢房子的事件，占了的就占了，也没处理，今次说不定占了也就占了。今次分房太不合理，咱们这些困难户不抢不占，恐怕下去3辈子也分不上新房。”
吕焕英一肚子怨气，正愁没办法，一听说有人抢占房子，自己也上了火，让儿子去借辆车，立即就搬家。
她女儿倒是有点头脑，劝母亲：“妈，我看抢房子不是好事。你也去抢，我也去抢，大家一哄而上，还有王法吗？依我看，咱还是不去抢为好，去抢说不定白费劲不说，还会出事。”
吕焕英什么也听不进了，心里只有抢房。就冲女儿怒说：“你爹因公伤亡，咱没有关系也没有权，哪一辈子能住上新房？你将来到人家家里，你弟弟大了，总要娶媳妇，你也要为他着想才是。抢房也不是咱一家，人家敢占，咱为啥不敢占？”
女儿说不过母亲和弟弟，只好依从。于是，一家3口借了一辆人拉的地排车，急急往新建的商品楼里拉东西。他们又急又慌，还恐怕抢不上。
他们一家3口，前拉后推到了商品房前时，才发现这座新楼前好不热闹。有汽车、有马车、有地排车和小推车，车轮滚滚，灯火幢幢。一群人一窝蜂，老婆、孩子、男人，出动就是一家人。整个商品楼几乎被占光了。
吕焕英看明白了，狠心搬了一夜，占到了一套房子。
抢着房的人，似乎并不感到累。他们都跑到阳台上观望，有的隔着阳台打招呼，有的还开玩笑：“你住上商品房了？”
“你不是也住上了。”这是自嘲。
“你什么时候交钱？”他们想交钱，琢磨着，不会抡了就是抢了，必有说法。
“这钱，人家还不知要不要呢，别高兴得太早了，好戏还在后头。”这人意识到，搞不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吕焕英自从占了那套房，心里就像十八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她几顿饭没吃，觉也睡不着。心里一个劲地祷告，但愿矿上领导放一马，抢了就是抢了。
即使矿上卖房存在不正之风，无章可依，但哄抢房还是违法，矿上不可能听之任之。
果然，矿广播里开始宣传。矿领导发表权威性的公告：
“凡是抢房的同志，请自觉搬出来。这是违法行为，如果抗拒，将严肃处理。”
“我矿卖出的商品房，公布于职工代表大会。有意见可以提，但抢房是不对的。限令抢房者一天内搬出，否则房内的一切损失，由抢房者负责。”
这些公告统统无用，抢了房的人还是雷打不动。矿上只好汇报到了肖德长那里。肖德长派他的得力干将副局长阚金镐下矿处理。
老阚率领矿领导全部出动，到了抢到房的职工家中一户户地做思想工作。
各井、各厂共5片党总支的领导干部全部出动，也到抢到的商品房的职工家中动员他们搬出，统统无用。这些人似乎铁了心。
局矿领导到商品房里下了死命令：“凡是抢了商品房的人，只要搬出去，不给处分，不作处理。搬迁有困难的，矿上派车搬回。”
吕焕英急眼了，大哭大叫起来。大部分人都搬出去了，她死活也不搬，谁说也不听。
老阚来到了吕焕英抢占的房里笑说：“刘大嫂，咱不能这样啊！孩子他爸爸文奎早走了，你有困难，有怨气，但咱也要遵纪守法，正当向领导反映情况，不然，怎么能解决问题。”
吕焕英哭说：“阚局长，我领你到俺住的房子那里看看，那里还有法住？俺好不容易搬进来了，就是不走。反正我也活得很难，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横竖是一个死。”
老阚不生气，耐心地说：“刘大嫂，你用不着死了活了的，也别急。据我所知，矿上马上就推翻原来的分配方案，重新研究，弄不好按工龄什么的分配商品房，你还是早去问问，别自寻烦恼。”
阚局长的话说到了吕焕英心里，吕焕英高兴了。
矿上来了汽车，帮吕焕英把东西搬回了原处。
一场哄抢房的事件平息了，肖德长心中却翻起了大浪。这说明，住房商品化改革是必然的，房子只有商品化，群众才能尽快住上新房，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也能堵住住房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得到群众的欢迎。
他责令岭子煤矿制定新的住房规则。新的规则，不仅考虑到了吕焕英这类因公伤亡的户，也考虑到了工龄、年龄、会龄，还优先照顾采掘工和教师。
住房商品化的改革逐步完善了。
果然，吕焕英一家顺利地住进了商品房。
29、平等
肖德长在用工上改革，招收了大批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不直接与矿上签合同，而是与组织他们的乡镇签合同。淄博矿务局没把农民工当外人，把农民工看成企业的主人。政治上平等，更胜于经济上平等。
农民工在政治上和正式职工一样的待遇，同样能提干、入党。据当时的西河矿党委宣传科科长、现在的山东能源医药投资公司副总李绪贵的报道，就看出了这一点。
西河煤矿10名外来务工的青年喜上红榜
本报讯淄博矿务局西河煤矿外来务工青年除与合同制工人享有工资、入党、评选先进等一样的待遇外，还享有一份特殊的待遇，评选优秀务工青年。今年2月10日，10名优秀务工青年喜上红榜。
西河矿外来务工青年高达1466人。其中35岁以下的务工青年占90%。今年有54人被评为矿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2人走上了科（队）级领导管理岗位，22人加入了团组织，8人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原载淄博日报）
企业不管多么困难，淄博矿务局总是与职工同心同德。当企业发展遇到需要的资金时，全局职工勒紧腰带从嘴里省出了几千万元，走出去发展——到山东济宁开发新煤田。
煤炭产量由300多万吨，一下发展到一年产煤2000多万吨。
30、自谦
肖德长在党委书记、局长的岗位上多年，正是社会转型时期，他大胆改革，事事率先，是淄博矿务局10万职工和家属从计划经济快速走进了市场经济，为淄矿集团赢得了提前10年进入了煤炭市场的黄金期。
当济宁矿区投产后，淄博矿务局（淄矿集团）赢得了第一桶金。每个矿的机组日产达万吨，全局达到千万吨 。后全局进军内蒙、陕西，年产达几千万吨。淄博矿务局彻底扭转了破产下岗的阴影。企业有了后劲，有了生命力。
1989年秋，机关的人都在大门口等肖德长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归来。
局承包集团每个成员脸上都充满了喜悦。
“全国劳模归来了！”曾担任山东省煤炭管理局局长和中纪委委员的李发荣专程赶到了淄博，见到从京回局的肖德长，而由衷地说。
全局干部职工都为肖德长高兴，但肖德长的心里却沉甸甸的，一肚子的改革方案还在设计。他自谦地说，成就都是大家的努力。
31、余热
到1995年，肖德长从局长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一个一生为人民奋斗的共产党人，在家也闲不住，心里想，今后该怎样跟党走。于是，他坚持担任了老年体协主席的工作。
跟党走，不为图啥，他率领老干部、老工人，坚持各种体育活动、为井下职工文艺演出、给企业现任领导献计献策。
他主持编排的节目，得到了全局干部职工的欢迎。并且，多次参加全国老年人协会组织的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且多次获奖。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是个发光发热的人。
据原公安处长谭秀孝介绍，谭处长一退休，就被肖德长找了去，交待了任务，担任了老年体协的秘书长工作。当时，淄博矿务局耿家怀局长支持肖德长，要求必须抓好老年体协工作。肖德长在晚年，工作方法更娴熟，一下就把退休的老干部们和退休职工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
他们组织了交谊舞协会、书法协会、各种球类协会、太极拳协会。肖德长拿出当局长时的工作经验和热情，领导老年体协工作。他以点带面，各矿也成立了老年体协、文协，并把全局的体育、文化精英都挖了出来，组成了一支支文体队伍，达到了普及的目的。老年人的余热得到了发挥，淄博矿务局的老年人因肖德长活得更年青。
那些老干部、老职工都是夫妻双双参加活动。他们搞得有声有色，起初在淄博很有影响，到后来就在全国出了名。肖德长不顾年老体弱，无数次率领文艺演出队到全国巡回演出比赛。在2002年太原全国老年人演出比赛中，他们排演的节目《沂蒙颂》，获“汾酒、竹叶青杯”三等奖。《红梅赞》也获了大奖。特别是老年书画的作者也多次获奖。
群众发动起来了，还要总结经验，才有提高。肖德长又在老年体协成立了“老年活动研究会”。他们总结老年体协的作用，总结出一大套办法，在职工中以“顺口来”的形式流传：“退休之后身体好，节约了医疗费，个人少受了罪，家人少受了累。”参加活动的越来越多，局老年体协每月组织一次活动，次次选择一个矿或厂作为活动地点，推动老年体协的日常工作。连局内新建的广场，也被命名为“夕阳红广场”。
老年体协办成了职工之家，承担了工会不能承担的任务。老干部、老职工集中了起来，经常学习，关心国家大事，也关心企业的发展，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局各届领导都一年抽出几次专门时间，听取老职工、老干部的建议，肖德长总是第一个发言。
肖德长从退休20多年如一日，从没要过企业的一分钱。无偿奉献，无偿服务，乐在其中。原因是，他心里跟党走，永远像煤一样燃烧，温暖照亮别人，就是自己的信仰！
（全书完）
